论文-中国应用研究方法.docVIP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各位晚上好。这个题目是邓正来先生出的，很大。给我的时间又非常少，一个小时。讲“论中国研究的方法”，我只能讲讲这些年做调查研究的一些体会，供诸位参考。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中国为方法；第二个讲一讲研究方法的“古今中外法”；第三，讲一讲社会事实与社会心态。 一 第一个问题，以中国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立场。这个提法我最初是在十几年前读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时见到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很新颖，也非常能切合我这些年来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时，当时需要对这个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进行定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80年代初弥漫学界的是概念应该如何如何，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关于应该如何如何的说法听多了，也听烦了。在我们看来，“中国应该如何”的判断要以“中国是如何”的判断为基础。而要研究中国是什么样，就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 当时我们文化研究所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农村，我和张乐天在那个组里的；第二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小城镇，1985年前后，费孝通主张“小城镇，大问题”，成立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当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以及小城镇如何吸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人口的问题；第三个小组是研究当时已经启动的国企改革；第四个组我们想进行现代化比较研究。到199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课题——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然后到1995年，当时我觉得应该把农村研究推到中部去，所以就搞了黄河边的调查，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出版。在《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里面，我提出了如何来考察中国当代的事物，当时我提出的是“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这个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提出“从内向外看”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了，西方的学说、概念、理论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大家借用这些理论、概念和价值来考察中国的事物。当时对这样的一个思潮，我讲两句话，第一，大有必要；第二它内含先天的不足。所以必须辅助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而“从下往上看”是针对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政策是自上而下地贯穿，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要看到农村社会实际变动的情况。 有了上述两个经验，我十几年前看到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立场”来看待中国自身事物的时候，我当然就接受了这个口号。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很新，但前不久，我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30年代末、40 年代初毛泽东已经解决了的。改革开放以后，对“文革”我们是全盘否定，这常常造成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但对于一个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如果仅仅因为他政治上的某些错误，就对他整个否定，我们是要犯错误的。我读了他1940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期的著作，结果吃惊地发现他早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讲，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些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的事物，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因为王明是照搬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本本来套裁中国的经验。要中国完全按照马列原来的本本去做，后来毛泽东把这样的一套做法叫做教条主义，叫做生吞活剥的理解马克思主义。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把这句话加以扩大，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必须向西方学习，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所以我在这里强调，我对这一个判断是加以限定的，我不希望大家以为我在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反对向西方学习。我是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的，我也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西方的学说。中国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弊端：西方的概念、理论甚至西方的历史进入中国以后，就要求在中国占据认识论上的制高点，甚至是价值论的制高点，要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资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了申诉的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避免西方概念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采取霸权者的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的原则提出来。这里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它意味着以中国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