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政治改革的策略与失误.docVIP

康有为政治改革的策略与失误 王晓秋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是1898年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政治改革，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大造变法舆论，通过著书立说、开学堂等方式，宣传改革主张；二是通过屡次上书、进呈书籍等方式，鼓动光绪帝变法，策划和推动改革的实践进程。 康有为制造变法舆论的一种策略是“托古改制”，其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抨击当时占学术主流地位的儒家古文经学是刘歆（西汉末年经学家）为王莽篡汉而编造的“伪经”和“新学”。后者更论证孔子六经都是“托古改制”之作。这两部书对传统理念和法制发起了挑战和冲击，被梁启超称为思想界的“大飓风”，同时也奠定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领袖的地位。 七次上书以求挽救世变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皇帝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并公开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革主张。这份上书虽然未能呈达皇帝，却被士大夫们广为传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势又把康有为推向前沿。次年4月，康有为闻讯《马关条约》签约，便联合进京赶考的举人向皇帝上书。他起草了洋洋万言的《上清帝第二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风靡一时。5月29日，他又写《上清帝第三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这次上书光绪帝终于看到了，极为嘉许。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和下诏求言等政治改革主张。1897年，当他闻讯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又上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终于有一天，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们先传康有为问话。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到总理衙门，阐述了自己的变法具体方案。听了帝党大臣翁同龢的转述后，光绪帝很振奋。29日，康有为上呈了精心撰写的《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中国变法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大誓群臣，宣布“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设12个新政局，推行改革；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变法献计献策。3月17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并进呈了《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劝说光绪帝仿效俄国彼得大帝，雷厉风行实行变法。 畅谈变法进呈书籍 在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鼓动策划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终于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以变法新政为基本国策。从此日起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止，共推行变法新政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帝于6月16日特旨召见康有为，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康有为慷慨陈词，说明中国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必须尽变旧法，主张统筹全局，先设立制度局，另外还提出重用维新人士、废八股、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等许多建议，光绪帝表示赞同。召见后，光绪帝下旨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他专折奏事。康有为也确认了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他以后的精力主要放在为光绪帝出谋划策，设计改革方案。 康有为为光绪帝出谋划策主要是靠上条陈和进呈书籍，尤其是后者，“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变政记》等一批外国变政考。百日维新期间，当务之急是明确改什么？怎么改？“托古改制”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借鉴外国的变法改革。他认为中国变法最好的榜样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因此，他在皇帝召见后并不去总理衙门上班，而是日夜编写《日本变政考》，分卷进呈。康有为把效法日本改制的主张和建议，有时寓意于记载日本变政的史实中，有时则直接阐发于自己所写的案语中。他把此书进呈御前，希望成为皇帝变法的教科书。光绪帝看到，果然如获至宝，“阅之甚喜”“一卷刚进，又催下卷”，有些上谕、朱批甚至直接采用了该书内容或案语。 变革中的三点失误 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新旧势力对比过于悬殊，然而康有为在这场政治改革中也有不少失误。 首先，康有为对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的阻力和社会承受度。康有为曾对光绪帝说，日本明治维新“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这番话当然有为光绪帝打气树立信心的成分，但也太过乐观。在103天里，光绪帝急忙下了180多道新政改革的上谕、命令，但在守旧官员的抵制、敷衍下，很多都成了一纸空文。如康有为政治改革策略的核心措施是在宫中开制度局，重用维新人士为皇帝立法定制，然后成立12个新政局，实行各项新政。守旧势力认为这是要尽废军机、六部，结果他们施了偷梁换柱之计，把康有为建议的“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仍由旧官僚充数，巧妙地扼杀了制度局之议。 改革措施操之过急、超过社会承受力，还表现在裁冗署、撤绿营改革举措上。裁冗署是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