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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中传来怎样的历史讯息？ 陈捷 【专题名称】影视艺术【专 题 号】J8【复印期号】2010年02期【原文出处】《电影艺术》 京 2009年6期第48～50页【英文标题】What Is the Message of History from The Message【作者简介】陈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 《风声》在今年所有的建国“献礼片”中的确算得上一个特例。眼下其票房的一路飘红虽说一部分是借了《暗算》、《潜伏》等谍战电视剧热播的东风，但影片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仍然是耐人寻味的，背后有着广阔的可延伸的思考空间。 故事和历史 《风声》首先是一个故事，这是相对于它的历史背景而言。与同期上映的《建国大业》相比，《风声》以“中国首部谍战巨片”的旗号卸载了建构宏大历史叙事的企图。在《建国大业》努力地寻找历史中的戏剧性之时，《风声》则努力地为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寻找着一件合适的历史外衣。 《风声》讲述了发生在1942年汪伪政府中的一场间谍之争和追查内鬼的刑讯拷问，这个故事缘起于原小说作者麦家对于侦探悬疑小说的喜好和电影编导们对于“谍战”题材的热爱。将一个显然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故事加以革命历史化，这是近来历史剧出现的一种新倾向，其中历史背景的宏大和历史信息的庞杂并非为了探求某种历史深度，而只是为了凸显出当代语境中更为复杂的人性，辨析故事中的人性将依赖于新的审视角度，他们的行动意义将取决于当下的人性认知。因此，当影片开头以一个大气磅礴的俯瞰镜头勾勒出焦土中的破碎山河，并直接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民族存亡之际的抗战背景之后，历史的意图却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现的那个建构于绝壁之上的阴森古堡裘庄让我们联想起的并非渣滓洞或集中营，倒更像是一场颇具刺激感的心理游戏中的虚拟环境，需要我们勘破的，不是汪伪政府的间谍体系，而是一群有罪或无辜者在灵魂炼狱中煎熬的人性。这个题材和意图似曾相识，它令人立即联想起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戏剧《死无葬身之地》。 历史的故事化和故事的历史化恰好是历史叙事中的两种倾向，前者承认历史可以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后者看起来却只是拿历史当个点缀。在故事与历史、虚构与纪实的复杂关系中，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找到了一个连接点。真正的历史固然不可叙述，一旦历史被当作故事讲述，历史本身就遭到了破坏，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又都摆脱不了“故事”的元素，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往往共用着一套叙事模式和情节编码系统，正是“故事”揭示出历史中事件的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本身。海登·怀特曾详细论证过历史叙事中情节编码的含义，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所揭示出的故事建构的本质意义，即无论是历史的故事化还是故事的历史化，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建构的独特方式，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深意。 因此，当一个故事被刻意注入了历史的容量，其中究竟传来了怎样的历史讯息？换言之，虚构的理由或意义究竟何在？这是面对《风声》以及一系列各种重要历史背景之下的故事时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 类型和意义 《风声》毫无疑问是一部类型片，不管称其“谍战大片”还是“涉案剧的变种”，或如导演所言是“主旋律化的类型片”。在很多人看来，影片算得上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一次突破性成功。对影片中人们所热议的杀人游戏式悬疑推理和充满视觉效应的酷刑展示，本文不想去做蛛丝马迹的探寻，也无意于津津乐道的场景再现，本文感兴趣的是影片通过“悬疑推理”和“酷刑”这两大招牌究竟建构了一个怎样的类型模式，表达了怎样的意义？ 按照怀特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解，一旦读者识别出故事文本中所内含的类型模式，他也就获得了对故事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正是故事的类型决定了故事的意义，而类型的模糊杂糅也将直接导致意义的暧昧和含混。具体地说，一个故事将通过其“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共同组成作品的风格系统。比如“浪漫的”情节和“形式主义”表现方式指向“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悲剧的”情节、“机械论的”表现方式则指向“激进派”的意识形态，等等①。这些模式中的因素不是可以随意交融的，它们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排斥，不能强拼硬凑，只有伟大的叙事家才能在这些矛盾的因素中寻找到审美的平衡，给作品以总体的连贯和一致。 从《风声》的故事情节来看，它大概可以有三种叙事类型的选择：一是悬疑推理路线，拍成类似《尼罗河上的惨案》式的影片；二是传统的英雄主义路线，拍成《宁死不屈》、《烈火中永生》式的影片；三是现代主义路线，拍成《死无葬身之地》式“生存绝境”和“灵魂拷问”的存在主义戏剧。现在看来，《风声》正是这三种类型的杂糅和混合，但遗憾的是，我并未在这三种类型的混合中看到一种审美的平衡和意义的统一。 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引入具有现代感的悬疑推理元素的确是《风声》的一大独创。如导演所说：“杀人游戏一般的绝境斗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