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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实践对社会科学的挑战 【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中国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性别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是从实践中来的。把中国实践纳入性别主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 资料图 性别：看待世界的第三个视角 性别研究，即所谓GENDER STUDIES，在欧洲自1960年代开始，慢慢地成为社会学中一种比较热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它指的是我们看世界，要有一个GENDER的视角——GNEDER一词，翻译成“（男女）社会性别”比较恰当。 社会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它把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基本结构，看作是一个阶级关系的结构，其中最经典的当然是马克思的分析。在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之外，西方社会（欧洲以及越来越重要的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引进的一个方法就是“族群”。性别这个维度，是社会学引进的第三个观察世界的维度，就是说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一个社会性别（GENDER）上的差异。 性别的视角一直被忽略、被轻视、被边缘化，是有科学本身的原因的。 自然科学中“科学”程度比较高的数学、物理学，都是由男性话语构筑而成。孔德从一开始要建立社会学，原本的意思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即我们认识社会就要像牛顿认识自然界那样。这样构筑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没有性别这一个角度。 最硬的科学是要求排斥情感的，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冷酷的。但如果把情感的东西排斥在社会科学之外，再去解释人的行为，那是很难的，至少是很不完整的。 古典的社会学要处理的，一个是社会关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但是如果看不见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里面活生生的人（现在社会科学里叫“行动主体”[agent]或者“行动者”[actor]），不能解释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和他的情绪、情感、心理有关系），那么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一个机械论的解释，变成了简单化的解释，或者是千篇一律（所谓“可重复性”）的解释。20世纪的30～60年代，原来的社会科学逐渐暴露出它的不完整性。1930－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就是引进了族群和性别的维度。有了这两个角度，再重新看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和18、19世纪那些经典大师所阐释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很不一样的。 性别主义的发生，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活动/知识生产的产物，不是由一些聪明天才凭空制造的，不是从所谓的学术脉络里自动产生的。它是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兴起导致的，是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系。二战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万隆会议后叫作不结盟运动，或者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在1960年代风起云涌。与这些社会运动相伴随的，甚至比它还要早，有两场重要的妇女运动。 第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白人妇女争取和白人男性一样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运动，这个运动没有那么急风暴雨，它通过改良一步一步地扩大。 另外一场妇女运动，是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运动相联系的，这场运动是急风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说中国的革命；还有很多非洲、亚洲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反贫困的形式，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兴起。 亚非拉的妇女解放比较而言是更加急风暴雨般的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开展的反帝反殖运动的一部分，它是第二场妇女解放运动，是和白人的妇女解放并不完全一样但又前后相随、彼此影响的一个过程。它和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一样，也是一个彼此影响的过程。 可见，性别主义的兴起，它不只是一种智力推演，而是社会的运动或实践，是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反映，要是没有那么一些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彼此交集、交叉同时发生的运动的话，不会积淀下来成为一种学术的视野和方法。今天性别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在欧洲的讲堂上可能变得很精巧、很优雅，包括著名的性别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如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很有教养、很有风度，但实际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尼赫鲁领导的不结盟运动、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很深刻的关联。 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与理论的空缺 在中国的语境下，怎么来看性别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第二场妇女运动的潮流中，也是其中比较激烈的。从秋瑾那一代人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辛亥革命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上学了——至少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