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龙”引领的中国战机出口市场.docVIP

“枭龙”引领的中国战机出口市场 2016年1月7日，尼日利亚PUNCH日报披露了正在审议的尼日利亚2016年国防预算草案，其中50亿奈拉（约合2 500万美元）将被用于向巴基斯坦采购3架JF-17“雷电”（即中巴联合研发的FC-1“枭龙”）多用途战斗机。而就在几天前，巴基斯坦已与斯里兰卡就8架“枭龙”战机的出口草签协议。以上动态显示“枭龙”的市场开拓取得了最新斩获，并且为培育未来产品尤其是国产四代战机的出口市场带来了新契机。 实践形成的“枭龙”模式 1979年之前，中国向其他国家交付国产战机大多属于经济或军事援助行为。中国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不仅向巴基斯坦无偿提供了第一批60架歼6战机，还先后分两批，每批6人，将总计12名巴基斯坦飞行员接赴中国进行培训，同时借助国内掌握的歼6战机完整的成品（歼6配装的涡喷6发动机可以自产且技术成熟）和零部件供应链，使巴方拥有了可靠且高效的战时维护保养体系。尽管这一行为未能在当时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从长远看，中巴两国依靠那一时期的实践合作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极高的默契，无论是驾驶操作方式还是维护保养习惯，巴方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对中国战机的用户忠诚度，之后双方共同开展的“枭龙”战机研发项目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此前合作的延续和传承。 2015年巴黎航展展出“枭龙”双座模型，作为一款全新模式运作研发的出口型战斗机，“枭龙”为中国的军工产业出口成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陈肖/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世界空中力量全面向第三代战机转换的背景下，面对已逐步换装米格29和“幻影”2000的印度空军，巴基斯坦空军在役的歼7M、歼7P战机已明显力不从心。与此同时，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矛盾显露最终使“和平之门”计划终结，该计划中未交付的F-16战机在1990年被美国全部叫停，即便是已交付的战机也存在技术缩水，比如用于夜间低空导航和目标捕获跟踪的蓝盾系统在这批战机上未能安装，甚至有消息称这些F-16的机载雷达对北约系列的战机根本无法识别。经历种种掣肘使巴基斯坦认识到在自身研发能力尚薄弱的前提下为下一代战机寻源必须确定一个可靠的合作方。 1988年，“枭龙”战机项目的前身中美“超7”计划正式开启，此后因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格鲁曼公司退出。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联合巴基斯坦再次启动该计划，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类似“超7”这样短航程轻型战机的性能已与中国空军未来攻防兼备的战略相抵，但该型战机的初始设计与巴基斯坦空军应对其周边安全环境的需求完美契合，最终演变为“枭龙”得以继续发展。在中国空军退出后，尽管大部分研发工作仍由中国承担，但巴基斯坦空军依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在具体性能指标上主导了设计。由此使“枭龙”战机成为了中国航空制造业的第一款为用户量身打造的产品，而此前无论歼7系列还是强5C都只是在已有平台的基础上按照用户的特定需求对战机的雷达、挂载以及航电系统等进行改装优化。在资金运作方面，“枭龙”战机项目总投资4.5亿美元，其中巴基斯坦空军投资占比50%，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共同投资占比50%。此外，俄罗斯米格设计局向中方开放已取消的米格-33战斗机数据资料，并选定俄罗斯研发的克里莫夫RD-93型涡扇发动机（该型号为米格-29战斗机装配的RD-33型发动机的改进型）作为“枭龙”战机的动力系统，由此可将其视为技术入股。这样在多方参与下也让“枭龙”成为了国内第一款纯粹市场化运作的战机。1999年6月28日，《中巴合作研制S-7/FC-1飞机合同》正式生效。2002年9月16日“枭龙”首架原型机下线，2006年4月28日，配备全状态航电系统和武器挂载的“枭龙”04号原型机首飞成功，之后“枭龙”在全飞行状态下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及机载武器系统的测试全部通过考核，该型战机正式进入量产阶段，2007年1月，首批“枭龙”战机入役巴基斯坦空军，初步采购量预计达到150至200架。此后，首架由巴基斯坦生产的“枭龙”战机于2009年从卡拉姆总装厂的平行生产线下线。同年，中巴双方针对“枭龙”战机的生产、销售以及相关系统开发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据此巴基斯坦不仅将最终采购量提高一倍，还将依靠其自身贴近西方的运作模式和渠道优势（以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为主）全力开展营销工作，拓展“枭龙”的出口市场。同时，两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开发出多种围绕战机出口的衍生服务（例如依靠“卖方信贷”优化支付手段和提高交货效率），通过“枭龙”项目的实践为后续的市场开拓探索出新模式。 “枭龙”战机的潜在市场拓展 在入役巴基斯坦空军后，中巴两国对“枭龙”战机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媒体上不时传出阿根廷或是土耳其等国有意采购“枭龙”的风声，“枭龙”也时常在珠海、巴黎等航展中大显身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型战机的实际用户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