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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汪静 龙群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中文摘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宗教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使中国的宗教政策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宗教理论,在坚持原有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和相应的宗教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则进一步深化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宗教和谐论,明确指出,不但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还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全文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在人类经济、政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宗教不但没有如人们曾经预料的那样随着科学的昌明而走向衰弱,相反却继续以各种形式扩展并给人类社会以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宗教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始终存在于社会之中,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出于对国家内部稳定、发展和安全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情对宗教和宗教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体系,还制定了正确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尽管如此,“鸦片论”的宗教观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现了偏差和失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到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思想解放年代,邓小平倡导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宗教和宗教学术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宗教并不仅仅具有消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对宗教的作用和社会功能做更深入的探讨和更全面的评价。宗教学者逐渐达到一种新的共识:“宗教是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宗教是构成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宗教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纠正了“文革”时期对宗教的“左”的倾向和片面认识,使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其后,党和政府又与时俱进,提出了“适应论”和“和谐论”的宗教观,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三方面重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了宗教问题,并制定出了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使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拨乱反正,制定了正确的宗教政策《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3月31日,这一文件作为党内19号文件下发,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重申了党以前提出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新观点。1.文件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使全体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标志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2.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社会主义时期还有让宗教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其它原因:“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彻底消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因此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3.明确指出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与联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国的五大宗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与民族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都有不同的情况。因此要具体地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同时指出,宗教问题还受到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4.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