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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心灵之旅 　　他的名字叫Riccardo。 　　他穿着一身西装，上衣后背有两道垂直的折缝。他敏捷急促的动作让人联想到斗牛士。而有时，当他的双手划出一连串优雅的圆弧时，他便魔术般地变成了遥远东方的舞者。 　　有时他也将斗牛士和舞蹈家的动作组合到一起，身体随之起伏不断。他的两只皮鞋擦得锃亮，其中一只脚通常脚尖点地，而当他用力踏下脚跟，脚趾向空中扬起时，另一只脚则指向相反的方向。 　　有时他突然停住，然后又突然开始动作。只要当他静止站立宛如一尊塑像时，他的小提琴和优雅的手指就好像脱离了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而自主活动起来。他被他的音乐家伙伴们众星捧月般地环拥着，一手举着小提琴，另一手拿着琴弓，仿若在音符间舞蹈。 　　我们看着他指挥赫尔辛基巴洛克管弦乐团为几个小时后即将在主音乐厅开始的音乐会做最后一次的排练。巴赫和皮桑德尔之后，他们演奏了维瓦尔第的作品，而Riccardo表演了一连串令人惊异的即兴演奏。他是管弦乐团中的管弦乐团一一他自己就是一个乐团。但是当他叫停其他人的演奏，指导他们更好地演绎作品的时候，他就变得和乐团其他任何人没有什么两样，互相间不断说说笑笑。 　　这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排练，一点也无法让人联想到精彩绝伦的首场公演，通向宏伟音乐厅大舞台的庄严台阶，以及容不得丝毫错误、容不得半点玩笑、必须绝对完美的终极目标。这和设计行业的大部分工作没什么两样，包括建筑设计。 　　冬天将至……这是个寒气逼人的下午。和往常一样，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我站在令人生畏的芬兰议会大厦的柱子下……我的正对面是一幅画，多年来这幅画一直是人们讨论和争辩、被无数篇文章提及的对象。这是一幅能够引发观者足够思考的全景画……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在我眼前展开。所有那些空间，无论依然空着还是已被填满，就像火车车厢一样向Toolonlahti湾依次伸展开去。而Toolonlahti湾离我眼前的这条Mannerheimintie街很近。它是这座北方城市的门户，直接通向首都赫尔辛基的心脏…… 　　就像有一支巨大的画笔，无视时间的力量，不断重新绘制着一座座房屋、大楼和地平线上的所有起起落落。简言之，这块巨大画布上的所有一切，都在随着平和舒缓的音乐声起伏升降。宛如一场色彩的盛大聚会，在风的吹拂鼓荡下由北向南，又由南向北。你甚至能感受到从远处奥林匹克体育场吹来的微风。这座体育场设计于20世纪30年代，而它的高塔和更南边的歌剧院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和很多视野中的大楼一样，这也是建筑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在它们前面，同样俯瞰Toolonlahti湾的是一件杰作：雪白的芬兰大会堂（Finlandia Hall）。当我们走近它时，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是一座永恒的建筑，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却依然青春焕发（尽管外墙上的大理石板已显露出了变形的迹象）。它十分骄傲地佩戴着一顶高层建筑皇冠一一也就是赋予它独特魅力的主音乐厅。这是芬兰的传奇人物Alvar Aalto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他的告别演出。大楼落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他的妻子EIissa Aalto完成。朝向中心紧邻它的是赫尔辛基城市博物馆所在的谦卑的Hakasalmi别墅。我左边对面是国家博物馆，由传奇三人组合Herman Gesellius，Armas Lindgren和EIiel Saarinen设计于上个世纪的头十年。 　　在我面前是一段楼梯，楼梯后面是一幢大楼：Steven Holl设计的Kiasma当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旁边是大片空间，1961年Alvar Aalto在这里规划了一系列错列的平台，用作他建议开发的Toolonlahti湾滨水大楼的南入口）。对于这座博物馆，有人欢喜有人愁。这是一件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外国人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后期向公众开放，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它位于这座城市的正中央，大门面向Ttoolonlahti湾敞开。它自由地展开身姿，有一部分建筑在大楼腰部弯曲，倾斜地面向地面的道路。它就像涂抹在画布上的浓重一笔。它几乎就是对自己身份的反叛，就像是一幢不想成为建筑的建筑，一座有话要说的建筑。它坐落在城市核心区，是两条轴线的交汇点，自然和文化在这里重叠，一如它自己的名字（音同“Chiasma”，意为“交叉”）。大街对面位于议会附楼南边的“玻璃宫（Glass Palace）”是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临时性建筑，现已成为文物保护建筑。Kiasma博物馆后面是一幢多层建筑“Sokos百货大楼”，也是原来的邮政总局，然后就是一个脑袋探在Kiasma博物馆上方的大玻璃盒子一Sanoma大厦（《赫尔辛基日报》的所在地），由Jan Soderlund和Antti-M atti Siikala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的北立面由纵横的钢架构成，是个名副其实的格子棋盘。我一直试图在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