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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实务困境探析 　　摘 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一章六条形式确立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由此首次将强制医疗纳入基本法范畴， 此举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进步，对于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然因法律规定过于原则、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备等因素，导致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践运行中面临案件证明标准不明、精神病人证言效力认定模糊、强制医疗决定权归属存在冲突一系列问题，需要在实践应用中进一步予以明确、细化和完善，从而真正实现立法原意。 　　关键词 强制医疗 证明标准 立法冲突 　　作者简介：李迎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研究方向：刑法、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122-03 　　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确立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条件、程序、救济等内容，从而正式将强制医疗纳入了司法轨道，由此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强制医疗方面存在的立法空白，此举充分体现了防卫社会和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并重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究其实质，强制医疗是一项限制与剥夺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社会防卫措施，又兼具刑事责任认定的性质，司法实务中需要更加谨慎地作出公正、合理的决定。但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内容因过于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在司法实务操作中难以达到实现立法本意的效果。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困境，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证明标准不明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该规定表明适用强制医疗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一步将“暴力行为”限定为“已经达到犯罪程度”；（2）行为主体是经鉴定系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3）客观上存在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要查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实施的暴力行为应“达到犯罪程度”。二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审查上述两个要件时是采取普通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证明标准，还是有别于此？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从而难以把握而出现偏差。 　　我们认为，强制医疗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针对实施严重社会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依法适用的特殊刑事实体措施。①作为一种刑事特别程序②，强制医疗程序不同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其独特之处。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是针对已发生的过去犯罪行为，强制医疗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惩治，而是对精神病人可能再次危害社会的预防。因此，对于强制医疗程序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一）对精神病人是否实施了达到犯罪程度的暴力行为，应当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强制医疗程序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并且司法解释将启动条件设定为精神病人实施了达到犯罪程度的暴力行为，表明该程序的适用条件就是有人实施了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相当的行为，同时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强制医疗本质上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与剥夺，与刑罚“就是使（一个人）因一项违法或犯罪行为而遭受疼痛、损失，或者苦难”的本质相同。因此，降低证明标准可能导致程序的滥用，侵犯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背离立法原意。所以，刑事诉讼法总则所规定的认定犯罪事实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也应当适用于强制医疗程序中对有关事实的认定。 　　（二）对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标准的把握，建议采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原因在于，“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实际上是指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表明若不适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精神病人就极有可能将他人或自己的安全或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可见，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是以将来行为作基准的，是根据现有证据对将来行为的一种预测。从而不可能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因为其适用的是“过去行为”。既然判断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是为保护社会、他人及精神病人而进行的一种预测，采取证明负担相对较低的优势证据标准更为合适。为此，在司法实务中，在审查判断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时，可以结合精神病人的病史、实施的暴力行为的性质及造成的伤害程度、精神病人亲属对精神病人日常状况的证言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二、精神病人言辞证据的效力不明 　　在司法实务之中，言词证据往往具有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在证据体系中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