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考验政府的信心和毅力.docVIP

禁烟，考验政府的信心与毅力 莫开伟 2003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今年3月卫生部公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从5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公共场所实施全面禁烟。禁烟令实施了两月有余，效果如何？众多媒体反映：大商场、火车站候车室、医院等公共场所情况较好，很少看到吸烟者在大庭广众下“吞云吐雾”的现象；但在办公室、餐馆等一些地方，禁烟规定几乎“形同虚设”，吸烟者仍照吸不误，全然不顾影响他人健康。可见，在有着13亿人口、烟民和潜在烟民高达5.4亿的泱泱大国里，实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是一场改变国人生活习俗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它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势；同时它面临来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干扰和障碍，是一场需要充分心理准备的持久战，抱着一蹴而就或知难而退的态度都是不负责任的；它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智慧、胆量和决心，而且更需中央政府高瞻远瞩的战略气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禁烟不仅让中国政府面临联合国控烟框架的严峻考验，而且还要承担禁烟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它严重挑战中国政府的决心和耐心。 在财政税收和民众健康孰重孰轻的两难选择上，考验着政府禁烟的心里承受能力和政策判断力。据相关资料，中国烟税近几年增长迅猛，约占财政总收入的8-10%；特别是2010年上交国家税收达到6000亿元，约占总税收70000多亿元的10%。如果禁烟，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将会大大减少，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确实要承担很大的心里压力。但如果在禁烟上不动真格，仅仅摆出一个禁烟姿态，不仅联合国的承诺会落空，也无法面对国人，更无法面对子孙后代。因为目前中国烟民已达3.5亿人，加上被动吸烟的人数更是高达5.4亿人。每年因吸烟感染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高达120余万人，因吸“二手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人。预计到2030年40岁以上人群因死于烟草有关疾病将达350多万人，占该年龄段死亡人数的25%；2005年因吸烟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高达1600多亿元，未来可能将高达3-5倍。同时烟草还是一个环境问题，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会、经济和环境已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面对如此两难困境，需要政府勇敢面对，理智地把握好经济发展速度与民众身体健康的关系，将决策向提高民众身体健康方向上倾斜；民众整体健康素质提高了，即使财政遭受损失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民众能够理解和支持，也会给予政府极高评价。 禁烟会引发烟草产业转移和员工安置的双重压力，考验着政府禁烟的引导和规划能力。禁烟最终出路是逐渐减少并全面关闭烟草企业生产，从源头上截断，方是治本之举；而政府如果一边口头上高喊禁烟，一边放任烟草企业不断地扩大卷烟生产，则禁烟注定没有出路并走向失败。而政府如果实施烟草生产企业逐步退出市场的决策，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要化解与烟草企业在利益博弈上的矛盾；同时更需要政府提供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与人员安置措施，这是一个非常头痛和棘手的问题，弄不好会引发烟草从业人员的普遍反对，同样也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据相关资料，全国现有烟草生产企业100余家，烟草企业拥有5000亿元国有资产和几千万从业人员，如果真要让烟草企业逐步退出市场，涉及产业关联的企业和从业人员会更多。因此禁止烟草和卷烟生产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它需要政府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从现在起着手烟草业退出市场的相关政策研究和准备，为实施烟草企业产业转移和人员安置提供稳妥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指引，扫除禁烟中的各种社会障碍，使禁烟运动稳步推进，真正取得实效。 在庞大的党群、行政机关公职人员中推行禁烟，起着带头和示范效应，这其实已演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考验着政府禁烟的胆量和魄力。禁烟需要社会力量的引导和示范，那么目前中国禁烟的引导和示范力量是什么？庞大的党政机关公职人员是禁烟的社会主导力量。据相关资料，中国拥有几万个党群、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和离退休公职人员约8000万人，吸烟比例约为40%。这个庞大群体禁烟的成效直接关系着中国禁烟的成败，因为这部分人拥有社会资源最多、也是中国收入较高的人群之一。他们有消费中高档香烟的能力，也有消费中高档香烟的需求；同时他们也是烟税的主要贡献者。当然这群人也是香烟腐败的重灾区，民众形象的刻画足以说明问题：“不买烟的人吸高档香烟，买烟的人吸中低档香烟”；在这群人里，香烟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意义和作用，成了沟通人际关系、交流感情的载体，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都离不开高档香烟的陪衬，高档香烟成了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以致近年不断有天价牌香烟问世，其实都是为腐败准备的厚礼。由此，中央及地方政府应痛下决心，率先从公务员队伍抓起，明确规定教师和医生不仅要带头戒烟，而且应负有对社会引导和劝导责任；同时规定党政机关办公场所严禁吸烟，对不顾禁令吸烟影响他人工作的，可以向相关部门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