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中小企业死在资难的路上.docVIP

不让中小企业死在融资难的路上 刘忠良 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订单的下滑，已经让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很困难。而央行持续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难加剧，资金链危险，让疲惫不堪的中小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许多中小企业熬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没有看到明天却在今天倒下了。原因是很多的，其中融资难是十分重要的一条。 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去年末以来的货币政策收紧，逐渐让企业和个人倍感资金的掣肘。去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成本一路走高，6%的月息已成为常态，尽管这意味着年化利率后，借100万便要支付72万的利息。目前广东地区民间借贷月息在6%-15%之间。而经济并不如沿海发达的石家庄，民间投资机构报出的借款月息也达6%至8%。尽管通过讨价还价，短期借贷的最后成交价可能降至5%或4%。但6%或者稍低至4%的月息，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48%-72%，这对非暴利行业且经营正规的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如果不贷不到款，就会陷入资金链危机，经营难以为继；如果贷到“高利贷”，企业经营会持续，但企业为此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或被高利贷压垮。对这样的企业来说，贷不到款，快死；贷到款，可能意味着慢死。 改变调控政策 自去年以来，央行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将使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同时，自去年央行5次加息，一年期贷款利率达6.56%。从今年算起，央行年内已经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合计3个百分点；本年累计加息三次，合计0.75个百分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央行调控明显偏向数量型工具（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收缩货币，一般采用三种方式：公开市场操作、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前两种方式比较软，最后一种方式比较猛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直接收缩货币乘数，较快的收缩货币供给。这种调控方式，除了引起利率上升外，更重要的是使可贷资金快速减少。当银行的可贷资金被央行政策猛烈减少后，会率先收缩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保留大型企业客户。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上调贷款准备金率对中小企业十分不利。如果是加息，中小企业还可以向银行争取贷款，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无疑断了许多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之路，让他们被迫选择高利贷。央行的调控政策，应该多采取价格型工具（如加息），让中小企业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利率市场化 2010年中国银行业税后利润高达8991亿元，其中66%的收入来自利差收入。中国银行业存贷款利息由政府制定，存贷利差大，存款利息被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低，把钱存入银行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在高通货膨胀下，这样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负利率，这就迫使许多银行存款出逃而转入其他投资方式，如理财产品、房地产、民间信贷机构（变成高利贷）等。 如果使利率市场化，当贷款需求增加时，存款利率上升，银行就会有更充足的资金供给企业，尤其是更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在利率市场化下，中小企业可以用比大企业利息高但远比高利贷低的利息获得银行贷款，这就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鼓励直接融资和“高利贷” 在中国，有个怪现象，一边是普通民众的存款不断被实际负率吞噬，另一边是许多中小企业被迫贷高利贷。这有社会缺乏诚信的问题，也有普通民众存款散小的问题，更有制度或渠道的问题。中国应该建立起有利于直接融资的制度规则，鼓励直接融资，如发行债券、股票、票据等。 能否改变我国的企业上市规则？企业上市，国外是“宽进严管”，中国是“严进松管”，这跟中国和外国的大学录取制度很相似。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企业想尽办法也要争取上市，包括造假或合法的规避上市规定，然后再在股市上捞一笔。而那些需要资金，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中小企业，却因为上市规则苛刻，失去融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样的上市制度，显然是政府选择而不是让市场选择，是缺乏经济发展效率的。 婚姻市场上有媒婆，在资金市场上能否有“媒婆”牵线搭桥？比如建立相应的机构或公司，利用网络联接资金供给双方。或对借贷双方使用“团购”模式，减少其中的风险。 对于高利贷，不应该是打击，应该鼓励。为什么这样说呢？高利贷在于有需求，在市场经济下，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高利贷不是贷方问题而是借有资金需求。如果打击，那放高利贷的成本提高，但资金需求未减，反而提高利率。相反，如果鼓励或至少不打击个人信用，让更多的人放款，那就可以增加资金供给，降低利率，也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放开民间金融机构 中国的银行，以前是几大国有银行，后来放开了一些民间银行，但终归来说对民间金融的发展限制还是比较严的。这样的银行结构，导致银行数量过少，以大银行绝对主体的模式必然导致对中小贷款者的轻视。在国外，尤其是金融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大企业贷款有大银行，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有小银行，各种规模的资金需求都有相应的供给者。 但在中国，或是出于对中小银行所谓“风险”的担心，或是出于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