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发展.docVIP

第五阶段：中国史学理论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 （1840－1949）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顾颉刚有精辟的概括。他说：“这百年来的史学（约1845－1945），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前期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补充或修订，同时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经今文学的复兴。”“后期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 他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原因在于它有“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一、“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晚清史学理论 1、史学格局的变革 （1）走向世界，由注重国史转而注重外史。 林则徐：《四洲志》；梁廷枬：《海国四说》；徐继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国图志》；王韬：《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日本国志》；薛福成：《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日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邹弢：《万国近政考略》。 （2）重视边疆，由注重内地转而注重边地和边防。 姚莹：《康輏纪行》，记西藏。 张穆：《蒙古游牧记》，记蒙古、俄罗斯等。 何秋涛：《朔方备乘》，记东北、蒙古、新疆、中亚、东欧等地及清与沙俄的关系。 （3）关注时务，由注重古代转而注重当代。 魏源：《圣武记》，第一部私修清史。 鸦片战争史： 歌颂抵抗的著述，如佚名：《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 为投降辩解的著述，如黄恩彤：《道光抚夷纪略》，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 2、史学理论的变化 （1）强调变易的历史观。 龚自珍：受今文经“公羊学”的影响，倡导“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帝统、王统、霸统），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他是主张“更法”的，认为“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拟言风俗书》）。而要“探世变”，“必先为史”，强调了史学在认识变易道路中的重要作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 郑观应：“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天下之事，守常不变则难与图功，因时制宜则无往不利”。“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80页。） （2）救亡图强、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 （3）爱国主义的治史情怀。 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世界意识”的兴起。 3、“新史学”的兴起 （1）“新史学”释义 最初专指针对具“四弊二病”之旧史学而言的“新史学”，其后含义逐渐扩大，一指经何炳松引进的美国史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二指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史学，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称为“新史学的曙光”。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新史学”逐渐转指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兴史学，既包括20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又包括后来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但不包括国外传入的历史学派。50年代以后，当唯物史观史学成为史学主流之后，“新史学”概念逐渐变得单一起来，专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再包含唯物史观史学了。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概念又转而用来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国外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学派，或包括唯物史观史学，或不包括唯物史观史学。 （2）“史界革命”的提出 对旧史的批判与对“新史”、“民史”的设想。 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罗振玉、马君武、赵必振、邓实、陈黻宸、樵隐等。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3）“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A、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