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下)——反思与展望.doc

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下)——反思与展望 　　三、多维研究方法的科学选择 　　(一)刑法学研究方法遴选的内在根据 　　科学研究说到底就是研究主体运用各种方法考察、认识未知对象的运动规律，并据以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过程。研究方法是研究主体达到认识未知对象的运动规律的目的的桥梁。研究主体能否找到认识未知对象运动规律的科学方法，能否改造现有的认识方法，发现新的认识方法，直接决定着科学研究的成效。 科学的刑法学研究方法的遴选取决于作为认识对象的刑法现象的属性。早在本世纪40年代，蔡枢衡先生即指出刑法具有规范性、现象性和哲学性，三者是刑法的一体三面。刑法首先具有规范性。在国家对国民的关系上，刑法是一种权力或压力，是国民的不自由;在国家对社会的关系上，刑法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保护者，也是社会活动自由的范围;在国家对被害人的关系上，刑法是国家对被害人权利义务的肯定，也是任意复仇的否定或限制;在国家对司法官的关系上，刑法是国家拘束司法官任意裁判的典范，是司法官的不自由;在司法官对国民的关系上，刑法是司法官的自由范围，也是一种剥夺权利的裁判的权能。刑法规范的存在形式是概念和判断。因此，概念内涵外延的发现，概念间关系的确定，判断的抽出，推理的形成，从而理论体系的构成，便是刑法规范性范畴的内容。刑法同时也是历史过程的一部、社会现象的一种，这是刑法的现象性或事实性。把刑法当作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现象看，则刑法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内在固有不变的法则。特定时空中刑法特征的把握，历史过程中积极因素的指出，存在及发展法则的探求，都是事实性范畴的内容。刑法还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和万象交错中的一环。刑法是万象的原因，也是万象的结果。刑法对于一切事物，既是直接间接影响的主体，又是直接间接受影响的对象;刑法对于某些现象保有独立性和规定性，对于另一些事物则存在依存性和被决定性。因此，决定和被决定、独立和依存、影响和受影响等法则和归宿的阐明，便是哲学性范畴的内容。由刑法的规范性、现象性和哲学性范畴分别产生规范的注疏阐释、现象的观察与描述和哲学的思辩和抽象的要求，因而注释、实证和思辩的方法应当成为刑法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方法。[1] 四十年之后，储槐植教授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指出，刑法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由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和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组成的多方位立体思维。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就刑法论刑法的规范解释学，是刑法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刑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就是要研究刑法的外部关系对刑法的存在样态和运作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刑法不会自我推动向前迈进。刑法运行总是受犯罪态势和行刑效果双向制约，这是刑法的发展规律。刑法研究只有认同刑法规律才能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刑法学研究必须对犯罪态势和行刑效果及其对刑法运行的制约进行实证研究。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就是要对刑法现象进行哲理思考和总体社会价值判断，揭示种种刑法规律，提高刑事政策制定和刑事立法的科学预见度。[2]刑法本身充满哲学，例如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基本规律、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形式与内容、自然与必然、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相对与绝对、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等基本范畴都蕴涵于刑法现象之中。这就需要在刑法规范之上将刑法现象蕴涵的哲理系统化。[3] 我们认为，蔡枢衡先生的思想与储槐植教授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实质上都揭示了规范注释、实证分析和哲学思辩作为刑法学三种基本研究方法的内在根据，这一认识应当重新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21世纪中国刑法学品位和成就的方法论基础。 　　(二)基于刑法的规范性的注释研究方法 　　“刑法的规范性是刑法最早被认识了的属性，刑法的规范性之探究自然也会成为刑法学三个范畴中历史长久的一个。” [4]刑法的规范性决定了对刑法规范进行注疏论证、发现蕴涵在法条中的规范含义、就刑法论刑法的刑法规范解释学成为刑法学科的基础，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我国魏晋律学以后的刑律学本质上就是对刑律的注疏论证，而且曾经以《唐律疏议》为标志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西方法学中运用注释方法研究法学的结果也曾经形成了著名的注释法学派。运用规范注释的方法研究刑法是20世纪中国刑法学的传统优势。时下中国刑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入这种刑法规范解释学。为了达到提升中国刑法学品位的目的，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摆脱注释法学的窠臼，注释方法应当退居次要地位，作为思辩方法与实证方法的补充。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注释方法、思辩方法和实证方法都是刑法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尽管注释刑法是20世纪中国刑法学的传统，但是我们并不能断言中国刑法学对刑法规范的注释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刑法规范解释学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发达!注释刑法学并非对刑法条文的单纯解释，注释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