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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之救济制度 　　【摘要】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仅规定生产者对于产品发展风险这一抗辩事由，却未赋予消费者对于产品发展风险受到损害的救济权利，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有必要研究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的救济制度，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文在分析发展产品质量发展风险抗辩之救济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借鉴美国法上发展风险抗辩的救济机制，提出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的救济制度构想，从而使得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地保护。 　　【关键词】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救济制度；国家补偿；完善 　　一、发展产品质量发展风险抗辩之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规定了生产者对产品的发展风险承担责任的抗辩事由。产品发展风险是指生产者在将其生产的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时，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客观上不能预见的缺陷，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投入流通后一定期限内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存在缺陷并可能承担责任的风险。虽说，我国《产品质量法》41条这3项与多数国家关于生产者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抗辩事由几乎一致，但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在借鉴他国经验时还缺乏细致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发展产品质量发展风险抗辩的救济制度，他们认为： 　　首先，生产者不能对不可预见的风险承担责任，这样的责任是苛刻而不公平的。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生产者对将来可能的风险不承担责任，可是却享受着科技给他们的巨大收益。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也没有任何一个商家因为惧怕承担巨额的民事责任和严酷的刑事责任而停止对新产品的研发与利用。恰恰相反，那些被侵权的消费者却默默忍受着不能预见的产品缺陷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在没有救济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得不到应得的补偿，只能自己承担这个风险。其次，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生产者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会抑制其创新能力。笔者认为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阶段来看，尤其美国，其社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各种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生产者并没有因为其本国法律规定的处罚机制而舍弃研发高科技产品，相反其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第一，难道生产者会放弃高科技产品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停止开发各种产品？显然没有。最后，一些学者还认为让生产者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会使法的“效益价值”贬损。如果在正义价值都满足不了，何谈效益价值？他们认为，如果让生产者承担发展风险责任，生产者在研发新的产品时，就会对将来可能的风险进行较为详细的评估与测试，从而延缓这些产品上市的时间，甚者生产者对产品未来产生的风险预期并不明朗，便会取消产品投入流通，这样会增加生产者的成本，降低其效率。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如果生产者对产品未来产生的风险预期并不明朗，如要求其并不绝对免责的情况下，生产者对投放市场的产品就会更加慎重，对产品的质量也会更高，此时产品市场对于采取生产者免责的市场会更加安全，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就会得到更大程度地保护。当公平和效率出现矛盾时，作为现代社会的良法，我们首先应该保障公平这个法的价值的实现，其次才是效率。 　　综上，第41条仅规定生产者对发展风险这一抗辩事由，却未赋予消费者因发展风险遭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属于立法空白。显然对于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发展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的救济制度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美国法上关于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的救济 　　1982年辛德尔案是美国法上排除适用发展风险抗辩的典型案例。①美国是世界上对消费者保护最完善的国家之一，消费者可依违反担保、过失侵权和严格责任三种不同的诉因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但只有在过失侵权中，被告才能援引工艺水平进行抗辩，即证明产品投入流通时工艺水平尚不能发现该产品的缺陷或无法以现有技术消除该缺陷，生产者可以主张免责。这类诉讼中受害人如果能证明被告的行为不合理、粗鲁甚至恶劣，便可以获得巨额的惩罚性赔偿金。如果生产者没有过错且造成的损失的缺陷是不能避免、不能预见的，则生产者当然免责。在严格责任的诉讼中，美国法院法官不承认工艺水平的抗辩。因为严格责任是不问生产者主观过错，这与援引工艺水平来进行抗辩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同时，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明确的抗辩事由仅为第108条的产品符合强制性政府标准而产生的缺陷和第112条的受害人有过失，并未包括产品发展缺陷抗辩。 　　美国法院关于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的援引与否与其说明，对我国有借鉴意义。比如，并非所有的领域都适用此抗辩，仅在狭窄的领域适用并须具备其他条件，足见援引此条进行免责的苛刻性。 　　三、关于构建我国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之救济制度模式构想 　　（一）在《产品质量法》中增加“关于适用发展风险抗辩的除外情形” 　　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