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不稳定与亚货币合作.doc

“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与东北亚经济合作”（Change in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and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会议论文 全球金融不稳定与东亚货币合作 作者： 刘 明 机构：陕西师范大学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西安 710062 全球金融不稳定与东亚货币合作 陕西师范大学 刘明 摘要：亚洲危机主要由外部因素导致，包括汇率机制、债务结构与规模、资本抽逃、金融市场投机等。东亚货币合作的目标首先是建立对区域内部与区域外金融不稳定的防火墙与缓冲机制，次级目标是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快区域内贸易投资的规模集聚和经济增长。任何汇率安排的“底线原则”是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并优先满足小经济体的“舒适性”与“合意”安排。东亚货币合作在建立制度性组织框架后可以尝试采取“10+3”、“圆桌会议”式的谈判议程，加快货币合作进程。中日关系转暖的主导因素是全球与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的溢出效应，对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政治“羁绊”不必太过悲观。 关键词：金融不稳定；东亚货币合作；汇率协作；亚洲货币区；政治进程 全球2008年以来经历了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金融动荡，并且又一次改写了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历史上金融危机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传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起始于泰国，经由俄罗斯蔓延到东欧及拉美国家，1998年初日本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西方发达国家股市普遍出现震荡。本次金融“海啸”再一次由西方向东方蔓延，人们期待中国经济可以独善其身并“拯救”世界，实际上中国经济也难免危机冲击，即便中国政府成功做出重大政策调整使得2009年仍然保持较快经济增长。人们会追问危机的根源，也将呈现许多争论，例如保尔森将危机归咎于中国储蓄率过高，盖特纳则指称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应该反思自身经济发展模式，思考美元在全球流通对美国可能具有的“双刃”性以及美国的金融与信用体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认为危机根源在于美国次级贷款过度膨胀，答案如果这样简单就不需要理论了。 本文讨论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即分析金融危机发生与传染的机制，探讨构建东亚阻断或者缓冲金融危机的货币合作途径。目前还主要是对两个领域分别做了分析。 1.金融危机的前世：历史回溯 1700年以前是战争、农业产量及贸易限制主导金融危机的时期。制约因素是除汇票之外金属货币缺乏伸缩性，金融危机与商品价格波动联系在一起。 17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信贷活动诱发危机。发行银行券和银行贷款 使商业银行信用创造活动超越了金属货币的制约。金融危机尽管仍然受实物经济影响，但银行信用扩张与收缩机制居于重要地位。英、美两国分别于1773年和1792年设立股票交易所，股市投机加剧了金融动荡。1919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是早期典型的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危机案例。对于“南海泡沫”牛顿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2.大萧条：错误政策导致的世界灾难 有关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早期结论主要在三个方面：费雪将大萧条归因于债务负担与通货紧缩不稳定间的相互作用；凯恩斯认为引起失业、萧条的重要原因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声称货币供给的不适当下降将正常的经济衰退推向大萧条。其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主义学者不断有新的发现支持和丰富原有论证。 泰敏和希克曼认为自发支出在1929—1930年下降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两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模型a+I （a为自发消费，I为总投资）并非恒为常数，而是在大萧条期间明显地下降。 密歇根分析了30年代由于金融市场扰动使消费需求下降的两种渠道。首先，消费者重视对流动性资产的持有，以维护其偿债和对必需品的支付能力。当1929年10月股市暴跌引起资产价格普遍下跌后，面临对其偿债和支付能力的外部冲击，消费者的反应是试图恢复手中的流动性资产存量，同时减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其次，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债务收缩，进而使债务资产的再分配偏离了负债性的消费，减少了消费需求。 泰敏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供给作为导致大萧条的外生因素提出批评，认为假如货币冲击是国内经济失调的根源，货币供给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应该发生下降，但事实上弗里德曼分析的货币供给下降发生在1930年10月。针对上述批评，货币主义的支持者考察了20年代晚期的货币供给情况。 费尔德揭示：20年代晚期的证券市场交易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这种增加没有被货币的扩张予以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