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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反思与重构(下) ——以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为范例 　　作者简介：李奋飞，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四、一个真实案例的分析——对最高法院一个“批复”的质疑 [1] 　　为了使读者更加真实、形象地认识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问题，笔者拟通过一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对最高法院所作的一个批复进行分析。当然，这种分析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就事论事”地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是否合法进行评价，更不是为了指责或抨击最高法院的做法，而是希望透过对这一批复的分析，指出改革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 　　[案情] 　　1998年8月15日，26岁的黄某参加了深圳某单位英语俱乐部举办的英语口语对话活动，并结识了美籍华人刘某。当天下午，刘某带着黄某来到他的住处，将黄某强奸。黄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将刘某抓获归案。1999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4年;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对被告人刘某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黄某和被告人刘某分别就民事裁定和刑事判决提起上诉。1999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黄某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因此维持原裁定，并对上诉予以驳回。2000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深中法一初字第283号刑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