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时机已到.docVIP

财税改革时机已到 1994年延续至今的财税体制无法应对当下诸多问题，亟待改革。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之一，就是优化税收结构与支出结构，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改革必有因果。那么，当前财政体制下的税收结构和“央地关系”有哪些特点？中国财政体制面临着哪些挑战？又将如何完成上述改革目标呢？ 当前财政结构与央地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正是这场财政危机，推动了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分税制延续至今，在动员、筹集公共资金方面卓有成效。 有观点认为，分税制“穷了地方，富了中央”，但事实上，上述逻辑并不成立：通过中央上收税率、税基以及税收减免的决定权，分税制有效解决了地方竞争引发的税收流失问题。 在财政收入方面，中国税收收入占比不高，这一点常常为人忽视。目前对中国财政体制的研究存在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仅仅依赖财政部门的统计口径，而忽略社会保险基金、土地出让金这两大块政府收入来源。以财政收入合计（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三者总和作为“大财政”收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税收收入的比重并不高，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占“大财政”收入的57.76%。在税收收入中，占比最高的三项税种是国内增值税（22.4%）、企业所得税（15.5%）与营业税（12.6%），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收入总额的5.6%，难以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由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等组成，而中国尚未对资本所得收入征税，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变成劳动所得税。 在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基本上保持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支出责任主要由地方承担。除国防之外的公共服务基本都由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险基金更是由市级及以下政府自主运营。从一般预算口径来看，2012年地方政府收入占比52.09%，中央政府收入占比47.91%；在支出方面，地方政府占比85.10%，中央政府占比14.9%。从大财政口径来看，2012年地方政府收入占比为67.75%，中央政府收入占比为32.25%；在支出方面，地方政府支出占比87.33%，中央政府支出占比12.67%。 支出责任下沉意味着庞大转移支付。数据显示，2008年的转移支付已经超过2.2万亿元，目前转移支付数额估计在3万亿到4万亿元之间。从2008年的全国数据来看，中央对地方政府支出贡献在50%以上的省份共有21个。 那钱花到哪儿去了呢？从近年的全国数据来看，中央财政投入占比最高的是国防；地方政府投入占比最高的是教育、社会保障、就业以及农林水事务。 综上所述，由于收入上移，支出责任下放，“央地关系”主要由“中央政府制定决策”、“巨额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自收自支”三个核心内容构成。 从单一目标到多重挑战 上世纪90年代仍然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增加资本存量和劳动供给，引进技术，而1994年的财税体制切中时弊，为化解当时的财政危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国已进入了发展新阶段，政府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4年延续至今的财税体制无法应对当下诸多问题，亟待改革。 当然，保持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供给能力，仍是新时期的首要任务。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不管从人均GDP还是从其他基本指标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拥有很大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除了经济增长，中国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在经济结构转型关口，预防并调控经济波动成为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是和发达国家合作，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以低税率、完善的基础设施、低廉的劳动力为优势，成为“世界工厂”。而现在，中国已进入了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阶段，除了高铁、定位系统和军火，还有金融、体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竞争。在这种竞争环境下，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提高。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从供给不足，转变为总体不足与阶段性、部分产能过剩并存。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型，使得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害极大。因此，合理的财税体系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干预风险的工具。 第二，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高度不均，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已成为政府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当前财税体系恰恰恶化了这一差距。通过重新计算收入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经过税收和财政补贴调整后，大部分地区的基尼系数反而变大了，只有少数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均得到稍许改善。 第三，如何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是新时期亟待政府处理的又一议题。污染使得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人们往往“左手拿钱回家、右手掏钱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