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词坛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docVIP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许伯卿 ［摘要］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关键词］北宋中后期、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 北宋中后期词坛，词学理论界发生裂变，形成两个词学流派。一派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词学观念，强调诗、词之别，即词体的“曲子”属性和“娱宾遣兴”功能，认为词“别是一家”，姑名之曰“曲词派”。另一派则以复古为手段，借助传统诗学，革新词体，充分实现词的表现功能，使之向诗反正，姑名之曰“诗化派”。在词向诗反正的历史进程中，由诗化派倡导并建立起来的词体诗化理论，起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曲词派理论家的词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也多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事实上，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也有曲词派的一份功劳。关于这一点，词学界尚无议论。故笔者不揣浅陋，为之发皇。 择要而言，北宋中后期的曲词派词家，主要有沈括、晏几道、秦观、李之仪、陈师道、苏籀、李清照诸人。兹列论如下： 一、沈括的“声意相谐”理论 沈括是宋代最早讨论词体声情的学者，其理论对晁补之、李之仪、陈师道、李清照诸人词学观的形成，都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梦溪笔谈》卷五《乐律》有云：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以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其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有学者认为，沈括的这段论述，“对于当时词的文学性和音乐性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说”，“与从来的词论相异质，是极富客观性的论述”。所谓“极富客观性”，当指此段词论侧重讨论词与音乐的关系，甚少理论家的成见或偏见。但沈括并非没有自己的词学观。他的词学观是什么？曰：“声词相从”，或“声意相谐”。沈括认为，只有声、意谐和的词作，才具有感发人心的作用。可见，沈括虽强调词体的音乐性，但在强调载体的同时，还注意到词的情感内容，这与后来陈师道等人片面强调“协律”相比，要辩证得多。同时，沈括的声词相从或声意相谐理论，来自《毛诗序》的“审音知政”说，表明传统诗学对他有深刻影响。 二、晏几道“感物抒情”和“感叹身世”的词学观 说起晏几道，或许因为与其父晏殊合称“大小晏”，词风也颇有类似的地方，故一般学者往往将其置于北宋前期且与大晏一起论述。其实，他是苏轼的同时代人，理应置于北宋中期论述。晏几道《小山词自序》坦言其作词秉承《花间》，“续南部诸贤余绪”，为的是“析酲解愠”、“娱客”且“自娱”：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余绪，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缉成编。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垄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纪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这样的词学观显然与欧阳炯一脉相承，但已有发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亦谓《小山词》“追逼《花间》”。值得注意的是，晏几道已将人生悲慨当作词体所应表现的内容；周济《宋四家词选》评语谓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其实晏几道典型早在。此即“已有发展”处。或因此故，陈振孙又接着说：“高处或过之。”词体演进到北宋中后期，向诗歌反正已成必然趋势，即使是晏几道、秦观这样的传统型词人，亦已自觉将“身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