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阎若璩《疏》伪证考.docVIP

一、引论 （1）为什么选择阎若璩 　　阎若璩（1636～1704）在“疑古派”学术传统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疑古派”传统中头等大事，是最成功的“证伪案例”。他被公认为清代考据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黄宗羲评价《疏证》：“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皆足以祛后儒之敝，如此方可谓之穷经。……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1〕。纪昀说他“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2〕“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其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梁启超说《疏证》“委实是不朽之作”〔4〕，说他对《古文尚书》的“证伪”是“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6〕。胡适说《疏证》“遂定了伪古文《尚书》的铁案”〔7〕。顾颉刚认为阎氏的辨伪精神“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8〕。 　　如果让内行人举出新旧“疑古派”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十有八九会说：阎若璩，顾颉刚。在“疑古成果”中，《疏证》打下半壁江山。因此，“走出疑古”绕不开他，绕开了走不出去。《疏证》将此前（从朱熹到梅鷟）与之相关的主要论述囊括其中，被认为是“《尚书》学史上集辨伪之大成的著作”。此后（从惠栋到崔述）的相关著述，至少十有七八是对该书论证的变相重复。所以对《疏证》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宋元明清四代学人《古文尚书》“定案”依据和方法的正面考察，同时也是对清代考据学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 ?2）阎毛之争　　 阎氏撰《疏证》暴得大名，毛奇龄于是作《古文尚书冤词》力辨其真。此事轰动一时。二人才气绝高，同是“汉学开山者”〔9〕。历来评论大多褒贬分明：是阎非毛──前者人品好、学问好，后者反之。钱穆先生则认为，二者至少在人品上“两无足取”：“（毛）西河（阎）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斥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10〕。　　 据“疑古派”研究，古文献“作伪”主要动机之一是“炫名”。阎、毛不是作伪者，而是文献真伪的辩驳者，但均有“炫名”之嫌。阎氏生平是场多少有些荒诞的悲喜剧。他自负极高，屡试不中，于是以撰《疏证》而成名。晚年则“希宠恋奖”，康熙南巡江浙，他进献颂诗渴望召见，未能如愿。于是命其子北上，献所著书及《万寿诗》多首，希望求到康熙御书一幅字（褒奖其学问）。胤禛手书请他进京设法相助，他卧病在床，得书不胜惶恐荣幸，霍然而起，不顾年老病衰，千里奔波，日夜兼程，赶赴京师。被胤禛请进府邸，不日病情加重，故纸堆中一世雄才因此送命。病重时友人探视，语以老当自重，不知他弥留之际作何感想。享年六十九岁。毛奇龄早年抗清，后应试博学鸿儒科，得翰林院检讨，也曾向清帝献书献颂以邀宠，章太炎说他“晚节不终，媚于旃裘”。　　阎氏“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毛氏著文亦多“狂号怒骂”。钱穆先生“陋儒（按此评价始出全祖望）”和“才奇行卑”的评语对二人都适用。学术争论常见一种招术，先将对手人品搞臭，然后乘胜追击。这场争论虽“利矛坚盾，逐步斗杀，遂得奇采”〔11〕，可惜双方均非端士。这里只能就事论事，不去考虑人品问题。据钱穆考据，毛氏《冤词》凡引《疏证》内容加以驳难者，都隐去姓名而冠以“或曰”〔12〕。《疏证》8卷，128条；刊行本阙29条。钱穆认为阙文原因有二：一是见《冤词》驳难有据者，自行删去〔13〕；二是内容调整，移入他卷〔14〕。阎氏见《冤词》后对《疏证》作了大幅度删改调整，甚至“本为《冤词》难《疏证》，今转成《疏证》难《冤词》。”〔15〕阎氏删改调整“全不肯认是见西河《冤词》后所追改”〔16〕。钱穆所谓“考据家之不德”。杭世骏谓阎氏书多刺讥时贤（凡著名者几无人能免），“惟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著《冤词》，专以攻击《疏证》，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17〕　　前面提到，大多数学人对阎毛之争的评论是一边倒。这里不妨作一“换位思维”：既然西河《冤词》可以迫使阎氏对《疏证》四分之一内容作大幅度删改调整，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冤词》的价值。既然《疏证》问世之初已经被找到这样多的问题，也就没有理由相信《疏证》的问题仅此而已。一边倒的评论是否有党同伐异之嫌？或如阎氏所说是“矮人之观场”？〔18〕“利矛坚盾”之间尚有周旋余地。 （３）《疏证》支蔓考　　《疏证》（去标点）24.2万字，在当时是巨著。全书八卷（阙第三卷），每卷下分若干条，阙29条，实有99条。在每条之内又分若干条，第一条直书其文，此后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