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权利冲突的几理论问题中.docVIP

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1-6-3-4-1-8-9-2-3-8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经济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依附在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经济齿轮上运转。人们的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和行为，既受计划的调节、安排和控制，也依赖于计划。社会中的个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更谈不上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体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下，权利体系以及权利意识就不可能发达，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了，大家循着这样的“安排”生活就行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都在强大的行政控制下被淹没了或被掩盖了。因此，就权利范围而言，不可能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状态。权利冲突的前提首先是权利要被认可，尤其是要被法律承认。在一个权利不被承认的社会里，也就不可能谈得上权利冲突了。一切都是义务，或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由而付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则打破了这样一种凝固的、僵化的社会状态。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均以市场为主导，人们的选择性增强了，随之自主性、独立性也在增强，人开始成为主体。市场化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出现了差异和竞争。这样，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等等，为权利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权利冲突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和因素。[1]但是，由于我国确认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2年(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才10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发展了，但不完善;计划经济隐退了，但未完全转轨。我们现在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本身就预示着两者之间各自特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也为权利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二，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法治和法治尚不完善、不完备的矛盾和冲突。法治的发展既为权利保护创造了条件，也为权利冲突创造了条件。或许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这恰恰是一个辩证法。20年来，中国的法治也同中国的经济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国法治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和层面，与本文主题最密切的是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上。权利体系的发展首先是宪法权利体系的发展，如公民的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等。其次是各种普通法权利体系的发展，如公民的民事权利、诉讼权利等等。这些权利的法定化，为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奠定了法律基础和合法性根据。但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法治也是处在“初级阶段”，是正在发展中的法治。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法治，肯定存在着不完善和不完备之处。这种不完善和不完备，包括法律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权利冲突的重要原因。从我们所看到的权利冲突案例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案例是由于法治的不完备和不完善造成的。 　　第三，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全社会公民权利意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冲突。经过20多年的中国民主和法制的发展，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法治发展的进程而逐渐增强起来的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发展，是中国法治20多年发展中最亮的一道“风景线”。但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是同法治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完善和不完备也会形成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中的一些不完善，甚至误区。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之意识现象又是一种不可以划一的、多元的精神现象，因此，从全社会来讲，权利意识就呈现为一种发展的不平衡。这样一种矛盾和冲突，也是权利冲突现象增多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导因。 　　四，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 　　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虽然我们研究法学不以功利追求(即所谓的解决问题)为目的(因为法学尤其是法理学还有探求真理之使命)，但法律问题尤其是权利冲突问题所具有的强烈的实践性，决定了以上所有的研究，最终要落实到权利冲突的解决上。因此，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是本文最重要的问题和最后的落脚点，也是本文的最难点。 　　当我们开始思考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这一问题时，我发现我们首先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层面的问题。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源自于我国一些有影响的法学学者所发表的一些观点。下面，我将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并通过对一些学者的观点的分析，来展开论述。 　　(一)权利能否得到平等保护的问题。 　　权利能否得到平等保护?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实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