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080正当性的再研究0806.docVIP

刑事和解正当性　　2009年7月6日，中国政法大学首次“青年教师学术沙龙”在研究生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青年教师学术沙龙”是中国政法大学新创建的系列学术活动，旨在构筑不同法学学科的对话平台，引导青年教师进行跨学科的交流。本次“青年教师学术沙龙”的主题是“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追问”，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吴宏耀副教授担任主报告人，刑法学博士于志刚教授、民法学博士刘承韪副教授、行政法学博士刘飞副教授、法史学博士高仰光讲师、法社会学博士俞飞讲师担任协同报告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科研处处长柳经纬及校内外部分专业的青年教师、研究生一百余人参与了此次沙龙。 　　一、刑事和解正当性的反思 　　理论上多数学者认为，所谓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是源自西方的司法制度，近年来被我国的司法机关应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并且因此获得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刑事和解是在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利益保障不利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而自发进行的刑事司法实践。虽然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初衷是为了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和司法机关的利益共赢，尤其是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且也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刑事和解导致的加害人刑事责任被减免的客观后果与刑事法基本理念之间的紧张与对立一直是理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刑事和解是不是一项有益而“非法”的制度?这就是刑事和解正当性问题的由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视野的角度审视刑事和解制度，本次沙龙还是第一次。沙龙的主报告人吴宏耀副教授首先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问题发起了诘难。 　　(一)否定刑事和解具有正当性的观点 　　吴宏耀博士认为，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事实上包含了两个环节：第一，在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层面，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就经济赔偿问题达成了和解;第二，在刑事公诉案件层面上，以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为由，对刑事案件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轻缓化处理。从法律关系来看，刑事和解的两个环节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经济赔偿体现的是刑事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刑事责任则昭示着一种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权利义务关系。前者与经济赔偿有关;后者与国家刑罚权相连。其中一种法律关系受阻，并不影响另一法律关系的继续存在。同样道理，积极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似乎并不能足以成为减免另一法律责任的正当依据。刑事和解实践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上下一呼百应，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这种实践合理性：通过国家刑罚权的退让，换取被害人原本很难兑现的经济赔偿权。因此，在我国，刑事和解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现实的合理性，而非理论上的正当性。吴宏耀博士进一步从以下三方面对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质疑：即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导致迥然不同的刑事处理，是否意味着制度化的不公正;轻罪案件被害人获得了赔偿，重罪案件被害人却难以获此利益，“有利于被害人”是否具有一种的畸形的分布;双方地位的悬殊导致刑事和解的过程难保公正。 　　刘承韪博士对此进行了反驳，刘承韪博士认为，实践中经常出现人们对于富人可以以钱买刑，但穷人却因为没钱而不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所以就认为这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在国家和法律允许当事人刑事和解的范围内，富人以赔偿换和解而穷人不能，并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像现实中富人能买多套房子而穷人一套房都买不上是一样的，这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 　　针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问题，刘飞博士从行政法角度提出了四点看法：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刑法与刑诉法本质上而言与行政法有相通之处，主要调整的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都遵循较为严格的法定主义，这不同于民事上的以约定方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一般不承认“和解”的存在，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公法领域中更为独特的领域，是对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极端冲突进行调整的制度，因此其应当适用更为严格的规则。因此在立法的明确规范之外，“刑事和解”是不应存在的。其次，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和解”限定的范围非常明确，这反映了立法者严格限制“当事人”和解、彰显公法制度刚性的努力。与此相比较，刑事法律制度应当更具有其刚性。在法律明确规定之外，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学术努力和实践做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抽象的立法机关理解为拟人化的“立法者”的话，则只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在立法者目前所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第三，受害人补偿的实现不能，根本原因仍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丧失和道德的沦丧。如果我们不在整体的社会法律制度上致力于阻止这种沦丧，弥补和恢复社会信用体系，却一定要在现行立法确定的范围之外，使国家法律制度中最应当具有刚性的刑事法律制度进一步丧失其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