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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丧俗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 　　了解风俗习惯等地方性知识对于法官的审判与执行极其重要，能够更好地解决纠纷，实现正义与公平，达到社会公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且直接脱胎于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仍处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行进中，所以实践中应当辨证地看待风俗习惯等地方性知识。 　　按照美国学者考文“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 的观点，我们的法官几乎没有人可以在法律方面胜任职务。因此，了解一些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甚至加强案件的调解力度对于基层法官也就显得异常重要。 　　站在中国法文化的角度看，古时中国州县官虽然在国家法之外可以且必须顾及人情事理，但是这些人情事理并非是可以任意形塑的规则，它们在当时、当地具有一定之规，不仅在人们心中形成普遍的“共识”，而且因与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而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可预测性。对于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不仅州县官理诉解纷须依其规，当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须遵循这样一种共同文化认识下的风俗和习惯。 　　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区分，这是当代中国司法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解和认识，并且要有相当的机智来灵活应对和恰当处理，这尤其对于在社会转型时期处在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司法工作者们是一个极富实践挑战的启示性问题。苏力先生曾提到“司法的知识不可能是人的理性对永恒真理的清晰发现(唯理主义的)，而只能是法官的司法实践的产物(经验主义的)，是特定条件下发关于请求其予以裁决的事实纠纷遭遇而逐渐累积产生的一种制度化的知识”，司法的知识它更多是地方性的而非普适的。在目前我国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时期的变革背景下，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虽然我们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反复地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但是法官面对特定纠纷的复杂性，如果不对症下药，仅仅成为接受某种被称为“司法知识”的消极客体，而规则本身是没有灵魂的条文，他们就很有可能陷入尴尬和窘迫之地，甚至为世道人心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切不可秉持没有为人情所认同的具有天然合法性的“规则之治”的理念， 以“舶来的法律理性拒斥本土情感”。 　　正是认识到以上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关于民俗习惯在审判工作中运用的调研》列为2007年重点调研课题之一，旨在充分发挥地方知识解决地方矛盾纠纷之特长，虽是权宜之计，但在当前国情之下不失促进社会和谐的良策。现以与有丧俗有关的民事纠纷的审理和执行来分析与认识。 　　案例一，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2003)姜法顾民初字第144号民事案件。 　　原告仲某、曹某以哀乐队为职业，在姜堰市蒋垛镇范围内从事操办丧事等活动。2003年4月，被告王某的父亲死亡，丧事由长子(被告王某之兄)主持。因弟兄俩平素不睦，矛盾较深，被告王某未参加治丧活动。2003年4月22日晚，原告仲某在广播里宣读被告王某之兄写的悼词，悼词中称死者生有一子三女，引起被告王某及其家人的强烈不满，认为悼词“吞吃”被告全家，在当地造成了极坏影响，今后要“倒霉”。 　　次日早晨6时左右，被告王某叫人捎口信给原告仲某，要求处理此事，原告仲某未予理睬。上午8时左右，原告仲某、曹某吹着大号、中号为死者“送早饭”，从被告王某屋后走过，被告及其家人拦住原告仲某，要求给个说法，后双方发生纠缠，纠缠过程中，原告仲某头皮挫伤，两原告的大号、中号甩落地上。公安机关调处无果，两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王某赔偿医药费和铜号。 　　主审法官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尽管事出有因，但被告王某应通过合法途径处理，而被告王某不冷静，导致原告仲某受伤，两原告的铜号受损，被告王某应负主要责任。但是，纠纷皆因原告仲某宣读“悼词”所引发，原告仲某长期在蒋垛镇从事操办丧事业务，对相关丧俗和禁忌应该清楚，且其住址与被告家相隔不远，应当知道死者有几个子女，而其按照被告王某之兄提供的悼词宣读，给被告王某及其家人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两原告应负次要责任，遂判决被告王某适当赔偿。两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中经法官做工作，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两原告撤回上诉。 　　案例二，拆迁安置满足周年忌日入厝的风俗要求 　　在原告兴化市土地开发储备中心与被告许丽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被告许丽华所有的座落于兴化市儒学社区凤凰巷5号(拆迁号A3-5)属于拆迁地段。2006年12月双方达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房屋交原告拆除。许丽华丈夫新丧尚不满一周年。兴化城乡素有新丧周年忌日或三周年忌日入厝的风俗，入厝前死者所遗骨灰一直由亲属供奉于堂前，在上述忌日前入厝或迁移，被视为对死者的不敬。“入厝”这一风俗习惯，寄托了亲人对逝者的思念和礼教，为我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