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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 2005年03月20日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美]罗格.I.鲁茨 　　刘呈芸 译 　　作者简介:罗格.I.鲁茨,美国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助理教授。译者:刘呈芸,北京新华信公司。 　　内容提要:为何许多法律总是无法达到它们预想的目标?为何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也无法解决基本的社会弊病?本文搜集的大量证据表明:(1)法律的限制条款破坏了社会平衡,引起反弹,导致法律无法产生重大的社会变革;(2)许多法律背后潜藏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团结,而且仅仅是为了促进社会团结。作者的结论认为,法律和制定法律的政治本质上是宗教实践,其理性分析的基础极为薄弱。因此,一方面许多法律没有功效,另一方面又大受欢迎。 　　关键词:政府 官僚机构 税收 公共政策 福利 根据夏威夷大学鲁道夫.容梅尔教授(Rudolph J.Rummel)(1997)的计算,在20世纪的前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容梅尔的发现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而非外国政府。事实上,政府无情地杀害自己的公民,其总数是它们在20世纪所有战争中消灭的敌军人数的4倍,是400年运往西半球的非洲奴隶贸易过程中死亡总数的好几倍(Rummel,1997)。政府——这一不可避免的“恶”——无疑是当代最大的“恶”。 然而,大政府的方案仍然强烈吸引着当今的决策者。根据霍普(Hoppe,2002)的观察,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比历史上已知的君主制度与封建制度下产生的政府,更庞大,更具侵犯性。用于政府运行的税收和开支,公共部门的雇佣比例,国内生产总值中供政府使用的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Hoppe,2002;Lott＆Kenny,1999;Roots,2000a)。据Lasch(1995)的研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精英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政府权力,以达成他们的目标。几十年来,政治辩论一直将正式的社会控制和社群主义的解决方案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道(Laseh,1995)。事实上,政府解决方案的吸引力随着20世纪的结束逐渐加强(Lott＆Kenny,1999),这种吸引力在21世纪之初也未出现任何减弱的迹象(cavanaugh,2003;Hood,2003)。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这个不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之邦;然而,它向正式的法律解决方案的转变,显得特别突出(Hood,2003)。正如霍普(Hoppe,2002)所说: 　　1994年版的《联邦监管法规》(CFR)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已生效的所有美国联邦政府法规的汇编。这部汇编共有201本书,所占空间为26英尺的图书馆书架。仅仅《联邦监管法规》的索引就有754页。《联邦监管法规》的条文覆盖了几乎所有能够想像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芹菜、蘑菇、西瓜、手表带、白炽灯泡的商标、针织品、跳伞、钢铁制造、大学校园的性侵犯,到洋葱块剥离出的洋葱圈的烹饪,反应出民主政府(p.62)几乎拥有极权主义的权力。 法律在越来越多地干涉私人事务,索维尔(Sowell,1995)认为这种现象是“神圣化的愿景”——“我们时代的流行愿景”——强加给我们的结果(p.7)。在这种愿景下,家庭、种族、性别、工作、娱乐和教育受到国家越来越强的控制。“那些有神圣愿景的人总是将决策责任分给集体,而把决策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Sowell,1995:136)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界精英试图减弱自由市场的影响(Laseh,1995)。规范工业、商业和社会行为的法律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产品。美国现有约一百万法律工作者(Clark,2000),美国的法律和法庭判决如此之多,得要一栋高楼大厦才能把它们装进去,才能建一个完整的美国法律图书馆。 虽然美国明显依赖法律,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神化的愿景已经显现出“藐视证据的巨大力量”(Sowell,1995:7)。法律经常造成问题。事实证明,最著名的法律往往是最无用和无效的,它们无法实现预期目的。例如,美国社会保障工程是很受欢迎的联邦计划,然而,这个工程却向低收人群体征收了最沉重的税收,但并未提供公平的补偿。它实际上把财富从贫困人口转移给富裕人口(Friedman＆Friedman,1981)。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Rose Friedman,1979)写道:穷人为社会保障纳了更多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