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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石山房二三事 日本爱知县明治村博物馆展出的夏目漱石故居。明治村是对日本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明治时代西式建筑、昭和初期的现代建筑进行移建、再现和保存的主题公园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国民作家之一，从明治四十年九月到大正五年的十二月，他去世前的这9年时间里，都居住在新宿早稻田南町七号的房子之中。这座房子也被人们称为“漱石山房”。这里距离漱石的诞生地喜久井町只有几个路口的距离。当时这栋房的房租是35日元，相当于今日的七八万日元。这个近1000平方米占地的区域中，建有200平方米的“和洋折中”（结合了日本和西洋文化的风格）的房间。摩登的洋风阳台为纯白色，这样的阳台在明治时期非常少见。漱石将最东边的房间用作书斋，而旁边有八畳大的客厅（畳，为基于“榻榻米”的面积单位），是他与门生每周相聚的“木曜会”。可惜的是，整个院落已都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中烧尽。现在这片区域已被划为公园，园里有复原的洋风阳台和猫之塚。阳台周围种着芭蕉，以及漱石喜爱的研草，一种原产日本的耐寒植物。我们只能通过漱石的弟子与后人的描述，想象山房的原初的模样。 漱石的书斋：端坐如狮 　　夏目漱石最小的弟子，作家芥川龙之介在《漱石山房之秋》中有着这样的描述：“两枚相叠的座蒲团上，一位个子不高，发鬓半白的老人端然独坐。或飞笔疾书，或翻覆唐本的诗集。不知道哪里令人想起狮子。” 　　漱石住进山房的时候，刚刚辞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成为《朝日新闻》的专职作家。他通常早上九十点钟起床，在火钵上烤几片涂了白糖的面包配上红茶当早餐。吃过早餐后，便会伏案一直写到中午。下午他通常会为了转换心情，作几句汉诗，练几下能剧的谣曲，到矢来町的古道具铺自里寻一寻旧物，或是陪孩子们玩耍。晚餐则必有一碗汤，主菜两三道配上腌菜。每隔一日能吃一次鱼或肉。朝日新闻社里，职权最高的主编池边三月的月薪是270日元，经济新闻部部长松山哲堂为140日元，而夏目漱石则有200日元，算是破格之遇了。但即便如此，由于要抚养6个孩子，漱石的经济状况也并不算宽裕。“建一个家倒也不是什么一生的目的什么的，但若是哪天有钱了，总想着建一个自己的房子。”这个愿望终归没有实现，漱石一直居住于此交租到去世。 　　尽管比起明治时期的其他居住在密不透风的“里长屋”中的作家，夏目漱石的境遇已经很好，但他对这个山房还是颇有嫌弃。他认为房子的墙壁常脱落，房顶漏雨，并且觉得不够敞亮。“我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家，喜欢在这么脏这么暗的地方住着才住在这里的，而实在是迫不得已。”但在这些“迫不得已”之中，他最为得意的还是自己的书斋。书斋中有瓦斯暖炉、屏风、当时十分稀奇的玻璃窗、垒满英文书籍的书架、明月禅师的“无弦琴”的匾额，以及在这上面诞生了诸多名作的紫檀木桌。按照芥川龙之介的描述，木桌上“砚台和笔插，纸绢和字帖一类，以令人惊异的整齐摆放着”。《三四郎》、《心》、《明暗》都是在这里写成。用的纸，则是由装帧家桥口五叶专门设计的，抬头处画龙，写着“漱石山房”的原稿用纸。按照漱石在一次采访中的回答，他既不会一气呵成写好几章，也不能一歇气一张都不写。最好的写作节奏就是一天写上一章，花三四个小时。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时刻：从早到晚都坐在紫檀桌前，却什么也写不出。 夏目漱石故居内景 　　漱石在英国留学期间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并且时不时地发作，在后期发展成了抑郁症，因而很怕被人打扰。一次某社记者前来来访，漱石虽在书斋，却让妻子夏目镜子告知记者自己不在。但这记者听闻后仍不走，在玄关站着，夏目镜子无奈便又回书斋告诉了漱石。漱石一气之下自己冲到玄关，对着记者大喊：“说了不在就是不在！”在他神经衰弱发病时，这样的轶事层出不穷。但在弟子心中，漱石一直都是那个“无论说什么都会被理解，即便是批评也不会乱加指责的”的好老师。 漱石的客厅：从木曜会到九日会 　　随着名声渐大，想要拜会夏目漱石的访客越来越多。正在漱石为“没法踏实创作”而烦恼时，漱石的弟子铃木三重吉提出一个建议，改每周四的15点之后为会客日，以说文会友。于是1906年开始，每周四的文人集会便会在漱石这八畳大的客厅里举行。那时正值漱石第一部作品《我是猫》上篇出版并大卖，夏目家经济上还算宽裕，因而有时会从神乐坂一家叫川铁的店叫火锅招待大家。这或许有些像民国时期林徽因家“太太的客厅”，那个聚集了梁思成、徐志摩、冰心等民国时期精英诗人艺术家的林家沙龙，只不过漱石的客厅没有“温软的沙发”或是“法式的长窗”。根据芥川龙之介的描述，“从玻璃的窗子窥向客厅里面观望，有漏雨后的水痕，老鼠啃出的洞穴，以及用白纸糊的天花板上的斑斑印迹。……房间里铺着红色的五羽鹤纹的毯，便看不大出灯芯草席的新旧了”。漱石同来客一并席地而坐，围着几个火盆取暖说文。 　　集会的常客，包括主编《杜鹃杂志》的高滨虚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