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朗格：我的钟表人生.docVIP

瓦尔特·朗格：我的钟表人生 “一战”后的危机 　　1924年，“一战”刚结束不久，我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那时，德累斯顿的格拉苏蒂镇约有2400位居民，三个钟表厂、几个精密工程厂以及一些小作坊，那里几乎没有农业，多数人没什么太好的工作。那阵子，一篮子的德国马克只能买来一根面包，急剧的通胀让千万德国家庭穷困潦倒。我听闻，德国马克还没从银行送到表厂就已经贬值了，因此朗格公司在1923年末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退休马克”（Retirement Mark），这也只能为一些员工提供微不足道的稳定。通胀几乎打垮了所有小型企业，即便是拥有大量有形资本的商人也变得拮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难以从“一战”后的货币贬值中复苏，格拉苏蒂镇的钟表产业也是如此，尤其是朗格（A.Lange S？hne）公司。 　　不得不提的是，在“一战”前，朗格公司凭借80多年的经验，成功改变了格拉苏蒂镇的面貌。因而，格拉苏蒂镇的长者和钟表人，为了感谢我的曾祖父阿道夫·朗格所做的一切，在城中心广场建立了他的纪念像。我的祖父埃米尔（Emil）在公司的巅峰时期算得上是德国制表业的“霸主”，不过，当时没人能保证朗格第三代的成功。我的父亲鲁道夫（Rudolf）和他的兄弟奥托（Otto）还有格哈德（Gerhard）当然也是备受尊崇的市民，但他们并不享有任何形式上的特权。在朗格公司内，他们以一种实用的分工方式管理公司，奥托和鲁道夫作为钟表匠负责技术，格哈德负责打理生意。在经济困难时代，他们三人对公司的生存都感到了担忧，特别担心城市的钟表产业和工人们的岗位及福利。 　　“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朗格公司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问题。只有库尔茨博士（Ernst Kurtz）的钟表公司认识到优惠的价格、工业化和腕表流行所能带来的机会。瑞士的竞争者早在10年前就推动了机器生产，一夜间，瑞士人成了赢家。1924年，当德国政府取消了进口瑞士手表的禁令后，瑞士的生产者以机器生产的怀表、腕表迅速冲击了德国市场。就这样，格拉苏蒂镇在这样的竞争下迷失了，似乎传统手表制造业迎来了一次末日。 　　奥托在公司8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过，为了与战后的瑞士公司竞争，公司必须以一种现代化且经济的方式重新组织。朗格公司不得不引进机器。然而，最终没人预测到，通胀和经济倒退席卷了整个德国。奥托说，真正的危机尚未显现，当它来临的时候将势不可挡，我的父亲也同意这种结论，虽然朗格最终幸免于难。在今天看来，奥托是一名极有远见的钟表匠，在“一战”后，他立刻意识到某种需求，于是在1919年提出了“国际原厂”（Original Lange International Werk）这个系列，和顶级手表比它更加朴实，指针的标志也不一样。不幸的是这个系列产品比原先预想的花了更长时间成型，直到1923年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当通胀爆发的时候，已经不可能继续生产了。1925年，奥托、鲁道夫、格哈德在格拉苏蒂镇建立了Uhrenfabrik OLIW Offene Handelsgesellschaft，开始生产平价手表，并一直生产到“二战”爆发前。由此，朗格公司的前辈们设法保留了有关制表的所有素材，朗格也成为了唯一一家在危机年代幸存的德国钟表公司。 朗格创始人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 朗格大楼——位于格拉苏蒂镇的公司总部 　　格拉苏蒂镇的整个钟表产业都陷入了低谷。在1925年，传统的Assmann公司停产，DPUG公司也相继停产。之后，大量的人失业，使各个阶层的人变得贫穷。我还有些儿时的记忆，当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来临时，大量的股票被抛售，在格拉苏蒂镇，上百人失去了工作，朗格公司的总部也有大批被解雇的人。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出悲剧。而另一出悲剧也正在上演——纳粹主义出现了。 纳粹与乱局 　　德国的纳粹主义出现了，我不记得我的父母或叔叔曾正面地肯定过它，他们忧心忡忡地目睹了德国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当然，他们希望恢复经济稳定，那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按照传统管理公司，我父亲和他的兄弟都致力于公司雇员和公众的福利，例如他们的佣金和退休金。此外，他们每年都发土豆和煤炭给公司雇员。 　　公司为了保障生存，不得不接受纳粹主义政权的统治。作为一名学生，我察觉到了父母对纳粹主义的提防和怀疑，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总是刻意地保持某种距离。在朗格公司内部，纳粹从没真正掌权。公司里有一个纳粹代表，但有名无实。这对那个代表来说也挺幸运的，因为纳粹代表在战后被一一处罚时，我们公司的“代表”却平安无事。 　　1940年前，我和父亲鲁道夫以及奥托一家都居住在朗格家族总部大楼。在上格拉苏蒂镇小学4年后，我被送到德累斯顿的一所寄宿制学校，直到16岁时前往奥地利卡尔斯坦（Karlstein）加入一家制表学校。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