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性行为损害赔偿问题.doc

非婚性行为损害的赔偿问题 黄龙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教授 　　一、个案凸显问题 　　蒋女士与王先生系同厂职工，2001年9月，他们在舞厅跳舞后产生了感情。交往中，蒋女士明知王先生已有妻室，但仍与他多次发生性关系。因为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2002年3月蒋女士经诊断为宫外孕，住院后做了右输卵管切除手术，共花去医药费3947.95元。由于王先生没打算离婚与蒋结婚，双方对医疗费承担问题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6月19日，蒋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浙江省江干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赔偿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合计人民币两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婚外性行为违反社会公德，但性行为导致宫外孕发生且造成右输卵管切除的概率，就医学上而言，是相当小的，它与女性自身特殊生理结构也有必然的关系。王先生与蒋女士发生性行为时，对导致宫外孕的损害结果是不必要也不可能预见到的。据此，王对蒋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主观上的过错，不构成侵权。鉴于该损害后果较为严重，由蒋女士独自承担显失公平，为此依照公平责任原则，由原被告分担民事责任。被告称已经为原告支付医药费5000元，因证言之间存在矛盾，法院不予采信。法院判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1985.48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此案因索赔情节罕见、被告妻子又主动出庭支持丈夫，从而引起社会关注。在法学界，该不该支持蒋女士的请求也引发了一场争论(据2002年9月21日《每日商报》)。据报道，这是我国首例因婚外性行为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近年来，人们不时可以从各种传媒上看到涉及非婚性行为损害赔偿(补偿)问题的个案或事例。就事件事实本身观察，这些个案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而是再普通不过的民事纠纷。案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非婚性行为损害赔偿纠纷的隐私特性和未曾被作为讼案处理过而形成的“首例诉讼效应”有很大关系。透过纠纷的表象可以发现，案件及其指向的问题在现实中相当普遍，问题背后还隐藏着复杂深奥的法理，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问题成因 　　非婚性行为是指发生在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性行为，包括男女之间的婚外性行为和发生在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非婚性行为损害是指那些由非婚性行为引起或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属性事“后遗症”。 非婚性行为损害赔偿则指由非婚性行为损害而引发的财产赔偿。应当说，非婚性行为损害赔偿纠纷与诉讼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历史必然。根据社会学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对相关现象与问题进行考察剖析后不难发现，主要是以下因素促使非婚性行为损害问题与诉讼生成或“浮出水面”： 　　(一)性观念转变与非婚同居行为剧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的性意识、性观念、性行为和性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前同居、婚外同居现象的剧增和同性恋的出现便是重要的表现。与此相应，社会舆论对性自由观念和各种非婚性行为也趋于宽容甚至有条件地接纳。一切非婚性行为过去一直是被视为非法的，这种陈旧落后的法律认识已为人们摈弃，社会也开始根据法治理念对各种非婚性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理性解读与评判。在开放的时代背景里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迁的社会环境中，非婚性行为的大量存在是不足为奇的，性行为损害问题也就无法回避。非婚性行为本身具有的神秘浓厚的隐私特性，一直使性行为及其各种后果包括损害的张扬成为禁忌。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意识与性封闭观念，当事人公开纠纷或提起诉讼，无疑需要具有很大勇气和承受重大压力的心理预期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此类纠纷与诉讼的出现，既体现了对传统性观念的挑战，也反映出现代同居中的新问题。 　　(二)性行为损害趋于严重及其利害关系扩大。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反映了人类的本能与生理心理需要，它是欢乐之源也可能是痛苦的祸根。稍有疏忽闪失，便会对当事人特别是女方造成损害。性行为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主要表现为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如导致怀孕而实施人工流产引产对女方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及引发不孕不育等后遗症、性交过程中发生性窒息死亡、传染性病、爱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和性行为引发其他病变等。与正常的性行为损害相比，日益增多的性乱、卖淫嫖娼和同性恋行为还会使性行为损害后果趋于严重，甚至危及当事人的生命。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命价值至高无上。性行为损害后果的扩大、相关人身伤害医疗费用骤增和劳动力价值不断增大，都会使因性行为损害而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利害关系充分显露。当前，非婚性行为损害结果的多样化和严重性已使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已无法、无力独自承担性行为的损害结果及相关经济损失。由非婚性行为损害而引发的经济利益纷争，在客观上需要法律的干预与及时调整，纠纷公开化与诉讼的出现不外是迟早的事情。 　　(三)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提高。法治进步催醒和强化了我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