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专家阵营“裂”的商标纠纷案.docVIP

引发专家阵营“分裂”的商标纠纷案 P align=center——解读商标权属纠纷与商标注册争议的不同解决机制等裁判规则 　　【核心观点】 　　“羊老大”商标纠纷案中引发出我国商标制度中诸多重大的法律实务与理论问题，包括：商标权属纠纷与商标注册争议的不同调整范畴及判别规则；商标行政复审前置程序的适用条件；商标权属争议中的司法主管权的效力问题；商标转让法律制度的立法变迁问题；商标析产法律制度和商标权属确认与诉讼时效制度等尖端法律问题。作者通过对民法与商标法制度的深入研究后得出了与众多专家意见不同的前沿观点。 　　【争议与主张】 　　原陕西榆林地区羊老大制衣有限公司（下称“榆林羊老大”）于1997年5月21日获准在第25类商品（服装）中注册“羊老大”（艺术体文字）商标。2001年6月，“榆林羊老大”之主要股东又在北京设立关联企业北京羊老大服装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羊老大”）。 　　两公司一度曾共同使用并先后对该商标有过两次互相转让行为：第一次在2001年6月11日，“榆林羊老大”许可“北京羊老大”使用上述文字商标，并承诺“已将该羊老大商标转让给了北京羊老大，待北京羊老大注册登记后，该商标即为北京羊老大所有”，但两公司并未实际办理该商标的转让核准程序，商标注册证原件一直由榆林公司持有；第二次在2002年4月20日，两公司签署《联合声明》，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北京羊老大服装有限公司，愿将本公司注册商标”羊老大“品牌无偿转让给榆林市羊老大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此后，“榆林羊老大”单独申报并于2002年5月14日获准注册了“羊老大（图形）”和“羊老大（图形+文字）”商标。 　　奇异的是，在“榆林羊老大”获准注册上述两图形系列商标仅3日后即2002年5月17日，“北京羊老大”即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针对该系列商标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将其转让至自身名下。国家商标局予以核准，但并未通知“榆林羊老大”亦未收回其所持有的“羊老大”系列商标注册证书，这样就出现了同一系列商标由两个商标注册证持有人的现象。 　　“榆林羊老大”获悉转让消息后随即向国家商标局提出质疑：1，除《联合声明》外其与“北京羊老大”之间没有任何新的“转让协议”，商标局在不核对商标转让法律关系真实性的情形下何以能够办理商标转让过户手续？2，商标局仅仅依据受让方提交的“注册商标转让申请表”即办理商标过户手续是否存在其程序合法性瑕疵？3，在该申请表“转让方”一栏中加盖的“榆林羊老大”企业公章是已被废止的旧公章，原榆林地区经国务院批准于2000年7月起已“撤地改市”，榆林公司章之行政区域前缀已由原“榆林地区”改为“榆林市”，并且其所持的商标注册证原件中记载的权利人亦是“榆林市”羊老大公司而不是“榆林地区”羊老大公司，国家商标局何以能对如此明显的瑕疵申请予以核准？对于上述质疑，“榆林羊老大”被告知有关商标转让纠纷应向法院寻求解决。两公司遂起商标转让合同及权属纠纷。本案经陕西榆林中院和陕西高院两审终审，“羊老大”系列商标全部被判归榆林公司所有。“北京羊老大”申请再审，在双方就权益补偿及系列商标的归属达成调解协议后，该系列商标最终全部归“榆林羊老大”所有。 　　诉讼中，“北京羊老大”主张：1，“联合声明”属于“赠与”合同，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2，法院对本案没有直接管辖权，商标注册争议应当先由行政复审后，才能以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陕西两级法院直接以民事诉讼审理本应属行政诉讼审查范畴的案件系错误的。 　　“榆林羊老大”主张：1，双方所签订的“联合声明”实际上是商标权属确认合同，该合同有效并应得到继续履行；2，在没有任何关于“羊老大”系列商标新的“转让协议”时，仅凭加盖已废止印章的“商标转让申请表”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转让法律关系；3，法院对本案享有民事纠纷主管权。 　　引人注目的是，两公司曾均召开过涉及自身利益关切的“专家论证会”，并借助媒体报道来“放大”自身诉辩主张话语权借此给受案法院施加影响。 　　代表“北京羊老大”利益关切的专家学术会议于2005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会议室召开，会议主题是“地方法院对国家部委的管理权力的漠视、限制和剥夺——陕西省”羊老大“商标案判决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与会专家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人大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国家商标局商标法专家吕志华，中华商标协会中企商标发展中心副主任郭修申等；代表“榆林羊老大”利益关切的专家会议于2005年8月14日由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召开，与会专家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君等。 　　一时间，围绕“羊老大”系列商标案中的法律问题，两大阵营之专家观点歧见明显，舆论导向各执一端。那么，到底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解析本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