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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话什么样？ 　　二十世纪初叶，经过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逐步成为文学正统。但由于标准音待定，现代作家的作品不免羼杂了许多方言土语。于是，从作家的口音切入，可与现代文学作品作参照式的研究。 　　当研读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常会留意她对语言的那份异样的敏感。再通过其自述以及亲友的转述，会发现她的身世和经历（即语言环境）之复杂，又远较常人为甚。因此，下文的探究也许不无裨益。文中笔者将目光聚焦于张爱玲所掌握的语音，包括汉语方言及外语口语，并不涉及与之伴随的语气、语调等。 母语、国语和上海话 　　大文豪鲁迅曾经调侃自己说话“南腔北调”。相比之下，张爱玲虽未特意撰文说及，却也曾有过类似表述。晚年的她写过一篇探讨《金瓶梅词话》的文章《“嗄？”？》，透露了一些端倪： 　　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混的。我的母语，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原载 1989年9月25日台北《联合报》副刊，收入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人固然是同一个，而语言如流动的河水，随着阅历的增加，人际交往的丰富，口音也会不停地变化。母语当指是小时候说的话。那么长大之后呢？ 　　在不同时期与张爱玲发生交集者为数不少，他们的访谈录或回忆录发表后，留存下一些片段和剪影。其中关于张爱玲口音的材料虽一鳞半爪，却也略志鸿泥。 　　一九五二年七月，张爱玲离沪赴港，一九五五年定居美国。一九六一年十月，在由港去台的美领馆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牵头下，已是文坛重要人物的张爱玲，去台湾寻找写作素材。其间，曾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园酒楼（笔者按：“大东园”之说来自陈若曦。而据白先勇、王祯和，聚餐地点在西门町“石家饭店”），与《现代文学》杂志同仁张兰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及麦加锡夫妇等人一起午餐，双方晤谈多时。不久，张爱玲还由王祯和、陈若曦陪同，去他家乡花莲及台东旅行。这段台湾之旅，张爱玲留下一篇《重访边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The Reporter， March 28， 1963），而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等人以后也分别留有回忆文字。 　　由于白先勇他们都是作家，同样具备不俗的观察力。将其观感收拢来，也许能描画出关于张爱玲如何说话的大致轮廓。同时，通过分析和玩味其表述的些微不同，也能相互印证，以判断各方说法的可靠性。 　　在主持人曹可凡的访谈文章《白先勇谈张爱玲》中，白先勇忆及张爱玲的口音： 　　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东方早报》2009.7.26） 　　而据王祯和回忆，由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他舅舅买见面礼，他们上街路经一家书店，老板碰巧是个上海人，于是—— 　　她和老板用国语讲话，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说了很久。（王祯和，《在台湾的日子》，载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现代普通话规范的制订始于民国二年，时称“国语”。一九二五年春，经吴稚晖倡议，民国第一所国语师范学校在上海开学，是沪上普及普通话的滥觞。不过，虽然在天津待过六年，但张爱玲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未必是幼时练就的。张从小念私塾，一九三○年十岁时才在母亲的干预下，插班进入教会小学（黄氏小学）读六年级。翌年，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中学。该校教学以英文、家政和文艺为特色，此外也教国文课。据张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在《记张爱玲》里介绍，“圣校”中文部“担任教授的先生，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年龄在三十以上的中国小姐”。（《语林》1944年第1卷第1期，第68页）那些“先生”（即老师）们很可能有人来自前述那所或类似的国语师范学校，也就是说自初中起，张爱玲也许才开始系统地学说普通话。 　　正当张就读“圣校”的同一年，由洪深编剧，明星电影公司投巨资打造的中国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沪公映，为使各操方言的演员的对白符合标准，洪深还办了国语培训班。主演胡蝶后来也在回忆录里叹苦经：“这部片子就我自己来说，都费了很大精神，先背台词，然后领会人物感情，还要做到字正腔圆。”众所周知，张爱玲是资深影迷，不仅写影评，以后还参与电影编剧。会不会一方面是耳濡目染，以后也为了适应电影对白的高标准，她的国语发音才逐渐强化并臻于完善，终至“字正腔圆”程度？无独有偶，董桥曾写《怀念柳先生》一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11.1），说及张爱玲同时期的学者型作家柳存仁的“国语不是京片子，是标准而动听的老电影对白”，“他说那是早岁多写白话剧本练出来的基本功”。观影学国语，也在一定程度上替张爱玲提高国语水平开启了一扇新门。 　　若依常理，张爱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