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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建筑格局的百年嬗变 　　纵观图书馆建筑的发展历史，无不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因此，人们往往把图书馆建筑看作是文化艺术的象征和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明标志。我国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图书馆建筑及其发展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宛如一根链条串起了整个社会文明演变的轨迹。 　　图书馆建筑应该从什么时候谈起？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成果，我们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在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此外，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斯特拉本所著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84—322年，亚历山大王朝建有70 万卷藏书的图书馆，而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堪称古希腊最早建立图书馆的人。更为经典的当属闻名于世的两河流域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是现今发掘的古文明遗迹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它建立于公元前668年—627年，比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早400多年。再回顾我国，虽然历史文字缺少对图书馆建筑的直接记载，但从只言片字中也不难推断我国最早的图书馆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但是，当时周朝收藏图书的建筑不叫图书馆，而称之为“盟府”。此后的2500年间，无论晋朝的崇文馆、秘阁、兰台、石渠阁，还是唐朝的弘文殿，或者宋朝的崇文院、天章阁、龙图阁，甚至清朝的皇史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等，无不彰显我国图书馆发展与图书馆建筑的历史光辉。分析而言，真正推动我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建筑发展的事件，应该是清末民初的“公共图书馆运动”。清朝末年是公共图书馆的产生时期，全国掀起了一个创办公共图书馆的热潮。仅在1911年底，中国已有国家图书馆1所、省级公共图书馆19所、市县级公共图书馆10所，逐渐达到公共图书馆的巅峰。当时，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西方图书馆理念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近代新式图书馆的创办，为清末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发挥了示范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教育改革对近代公共图书馆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公共图书馆运动”为随后的新图书馆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之后的百余年间，图书馆建筑史及其建筑格局的嬗变，大体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1个阶段：聆听新时代的建筑之声（1919年以前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的图书馆极具研究意义的有古越藏书楼、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等建筑。其中，古越藏书楼于1902年动工、1903年建成、1904年正式对外开放，其创办人徐树兰在《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中记载：古越藏书楼占地1000平方米，建房四进，分设藏书、阅书、阅报3个部分，共60座“阅书所”。由此不难发现，它就是中国最早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古越藏书楼还制定了管理章程，规定了开放时间、借阅办法，甚至还有提供免费茶水和代办午餐的服务。紧接着1909年京师图书馆动工，并于1912年完工、对外开放。京师图书馆的建设颇具周折，清末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对创建提出了8项颠覆传统图书馆的理念，如图书馆宜建于往来方便而远市嚣，不易罹火灾之处、图书馆规模宜宏大且须预留将来推广地步、图书馆形制宜调查各国成式而仿效之。同时，他提出图书馆分期建设的思路为“每3年完成1期，9年而全部告成”。1910年，清廷通过了《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简称《清章程》） ，它对图书馆建筑格局作出规定，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选址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对功能提出了要求，既可以保留存档，又可以提供阅览；三是对使用性的界定，允许任意领取翻阅，但不能污损、剪裁及携带出馆。与京师图书馆建造同期，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朝廷获准后，在南京龙蟠里惜阴书院旧址建造了江南图书馆，1912年建成后对外开放；1911年，浙江提学使袁嘉谷与浙江巡抚增韫向朝廷提出，在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行宫内文澜阁旁空地上建浙江图书馆，1913年建成后对外开放。此时，大学图书馆建筑也不乏精品，例如1912年兴建、1919年竣工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采用当时流行的欧美图书馆建筑格局，藏书区、读者活动区、管理区明确分开，对后来近百年的中国图书馆建筑格局产生了持久影响。 　　受“西学东渐”、“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影响，这个时期图书馆建筑的创新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开放理念。从古代意义的藏书楼到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是一个跨时代的转折，无论古越藏书楼“阅览所”的设立，还是京师图书馆“调查各国成式而仿效之”，都充分体现了开放理念。图书馆不仅向普通民众开放，还提倡洋为中用、走出国门的格局开放。二是方便理念。图书馆建筑及其功能设计要方便民众使用，如古越藏书楼向读者提供免费茶水和代办午餐服务。此外，京师图书馆的图书可以任意领取翻阅，这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同样是历史的跨越。同时，浙江图书馆的2层西式设计，重实用而少装饰，进门为正厅，中设楼梯方便读者上下，上方为玻璃天窗，它将方便上升到实用主义，充分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