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1.doc

第四章 工程伦理 第一节 什么是工程伦理 一、工程伦理内涵 现代科学技术是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源泉和动力，而这种理论上的、认知上的、观念上的源泉和动力可以说无一不是通过工程的方式转化为现实形态。科学认知、技术应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工程实践，首先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继而大大地改变了物质财富的分配与资源占有模式，即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仅仅因为这一事实，就使得科技、工程与人类价值产生了关联，因此，使得社会价值具有了审视、评价和控制科学技术运用和工程发展的要求和权力。其中，人类的道德价值对现代科技和现代工程的审视和规范可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大踏步向前迈进，然而人类也进入到了高风险社会。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直接地感受到与众多的技术奇迹伴随而来的危机和灾难——核泄漏、厄尔尼诺、土地沙化、沙尘暴、赤潮、大面积环境污染事件、矿难、各种化学污染、网络病毒、食物污染、克隆人实验等等。近代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的出现更使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家族意识和传统家庭伦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风险还远不为人知，人们似乎感到失去道德控制的科技正驾着人类未来之船撞向整个冰山。 （一）现代工程风险就其技术要素来讲根源于当代科技风险的独有特质。 就在人们痴迷于各种高科技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激增的时候，科学技术另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正在孕育并发展着。这种威胁同样表现在金融工程技术中，是现代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的科技风险形态。这种科技风险经历了数次历史演变，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具备了当代的形态特征。 1.科技风险的内涵 科技风险是伴随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产生的，是科技价值在实现过程即被消费、被享受中，科学技术对人或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这种科技风险根源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而在社会价值实现层面表现出来。 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进入20世纪，由牛顿经典力学打造的完全确定的世界图景开始动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则更加彻底地打破了自然界严格的因果链条；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日益揭示出自然界出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在科学哲学领域，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否证式科学发展观打破了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确定性和真理性原则，深入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的一面。 科学知识的这种相对性长时间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在物质财富面前，“知识在谬误中前进”被迫退到了幕后，这种忽视是产生当代科技风险的重要原因。而科学知识中社会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在20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范式决定了科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信念体系、思维方式等等，同时科学知识的意义和标准也由范式给定，是历史的和相对的。以库恩的历史主义解释为契机，在20世纪末，涌现出了一股由社会学家掀起的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和解释的思潮。科学社会学阐明了科技活动不仅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社会诸因素的强烈影响，而且在内部也是社会化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对科技风险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风险问题研究的转折点，此后，风险问题突破了核能的狭隘领域而扩展到生物技术、科技伦理、全球生态问题等多种领域，风险分析也广泛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理论等各社会科学领域。科技风险问题带来的全球冲击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开始对现有的社会制度造成冲击。正是在这一阶段，“风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2.当代科技风险的特征 当代科技风险是随着20世纪中期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科技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正在成为整个世界的焦点。当代科技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双重特征 当代很多的科技风险则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能力，以放射性、基因变异、空气和水中看不到的毒素等无法明显感知的形式存在。对它们的“感知”更多地“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并依赖于科学知识的界定。“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无法感知的危险之上；……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不可感知性”并不等于风险并不存在，而是说明它的表现形式较之以前更加隐蔽、模糊和不确定。除非发生了实际的核泄漏并造成了影响，除非出现了禽流感的感染病例，否则，人们并不明确地知道正在应用的一些技术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影响的范围是多大、有多大的可能性造成严重后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只能在方程式和统计数据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对于现代风险而言，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2）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