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陈村的官民盾及其解决.docVIP

陈柏峰：忍耐、力争与政府之上的“国家” ——鄂南陈村的官民矛盾及其解决 发表时间：2010-1-25 内容摘要：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主要集中在政府进行政策执行、税费收取等积极政务以及维护治安、调解纠纷等消极政务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性原因和非体制性原因，官民矛盾最终会有两种不同走向：一是向下退回村庄，最终演化为村庄内部矛盾；二是向上向基层政府之上的“国家”诉求正义。矛盾退回村庄是以基层政府的代理人——村干部——为中介实现的，他们往往成为了犯错误的政府的“替罪羊”。矛盾冲突指向向上最有效的方式是上访。它反映了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纠纷的解决模式，即“国家”（中央或上级政府）成为了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纠纷的裁判者。“国家”是正义的最后诉求，上访是接近诉求对象的一种制度化渠道。 关键词：忍耐 力争 上访 　　我已经考察了陈村的家庭内部的矛盾、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以及它们的解决方式，[1]本文则将考察陈村村民与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关于陈村的基本情况，这里不再赘述。在本文中，我试图在对陈村的“官民矛盾”作整体、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将这些矛盾和纠纷放在其发生的村落环境中及其发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下来理解，从纠纷与村落环境、历史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官民矛盾的特征。 　　一、 政策执行中的矛盾与纠纷 　　依照吉登斯的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历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这一历程表现为社区和人的生活逐步被“国家化”。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Marx）、人的理性化（Weber）、社会分工的发展（Durkheim）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特征，其突出表现在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而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2]Gellner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也指出，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是由社区—国家分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的渗透的形态的转型。[3]总之，现代化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控制严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渗透于社会，工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监察。 　　陈村的实践表明，在地方行政、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今天仍然持续发生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也并不意味着变化对村民来说是完全可欲的，恰恰相反，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痛苦的。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自由演变实现现代化，而只能借助于政府来实现强制的现代化，政府因此成为强势政府、积极政府。[4]现代化的路径、阶段和方式，都是政府规划并依靠政府强力执行的。而从历史看来，农民[5]是天然地反对现代化的，因为现代化会将农民置于生存危险之中，而反对这种风险使得他们反对一切加剧这种风险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措施。因此，当政府机构强制推行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而制定的政策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农民产生矛盾和纠纷。在陈村，产生矛盾的原因很多，有村民反对政策本身的；也有村民并不反对政策本身，却反对基层政府的具体操作方法的。 　　国家政策的施行，通常都离不开村干部，需要村干部的执行与配合，而村干部本身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通常使村干部的地位很尴尬。一方面，他们是村民利益的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接受村民的监督，卸任后要回到村民中去，几乎没有升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村干部又为政府做事，是政府的代理人，任职要得到乡镇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工资报酬也由乡镇政府审批确定，实际上，村干部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贯彻政府的方针政策，执行政府委派的任务上。村干部既当村民的“代表”，又做政府的“代理人”，扮演双重角色。这双重角色经常发生冲突，陈村所在的五共村村支书老夏向我抱怨做村官很不容易： 　　做党支部书记很不容易，经常要面对各方压力，要小心做人，一不小心就会顾此失彼。我们必须按照乡政府的统一部署做事，否则你就别想在这个位子上呆着；但太听上头的话，村民就会有意见了，尤其是现在的事情都是些得罪人的事，像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做不好要挨村民戳，下台了别人更是会指着鼻子骂。 　　村干部的确很难做。在乡镇干部看来，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交待的任务是他们的职责；但乡镇干部又觉得村干部的根在村庄，所以总是可能庇护乡亲们，对上级交待的任务阳奉阴违，因而总对村干部有某种不信任。而在村民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