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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的中国回应;认识、立场及其他——以政治学为例3行政... 世界知识的中国回应；认识、立场及其他——以政治学为例 四、中国学者的国家 　　中国学者研究政治与政治学者研究中国，是密切相关的事情，他们共同的关切就是中国，可是在分析中国政治现象时，没有人会先讨论，到底我们眼中的中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假如中国学者先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学训练，通常不会发生对中国这个概念的误会，盖中国指的就是在中国主权疆域之内的一切。但因为中国这个概念而引发的情感，在中国学者和政治学者心中，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意义也随之因人而殊。欧美学者把中国看成主权疆域时，不需要在认知上做很大的调整，因为政治学里的国家是由同质性的空间切割而成的，此政治学具有跨国普遍性的道理。政治学者要研究的就是，中国之内的政治行为趋向普遍理性的条件，什么时候可以成熟 ? 这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并无研究议程的不同。 　　中国学者则必须不断地练习这种理性化的中国概念，才能在与欧美学者对话的时候维持警觉，否则就会因为暴露了自己普遍理性的不足，从一个对话者降格成研究对象。在能够进入学术界研习政治学之前，多数中国学者受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育多年，心中的国家不是主权疆域，而是一种伦理导向的人际关系；国与家之间是连续的，不像欧美那样是断裂的；国与国之间不是互斥的，而是能够共存于天下，定于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为中原。但中国作为一块主权疆域时，对外讲排斥而少修文德，这时人际的伦理关怀，变成了物质的现实关怀，这个转换完成与否，决定了中国之内的普遍理性有无获得发扬。中国学者一旦受了政治学洗礼之后，就可以与欧美政治学者共同观察，看看象征国内普遍理性的市场、民主、国防是否成熟。 　　初始人们虽然口中或笔下并不具体地说，但来自中国的政治学者在字里行间，仍流露了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到了 90 年代，本土的中国学者已经揭举出自由主义的旗号，探讨中国人各种因地制宜的制度发展，途径虽然各异，自由主义精神贯穿其中，厥为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主义。本土学者对于因地制宜的注意，固然免于欧美中心倾向，规避了欧美政治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将整个中国视为一体的便宜手段，但研究的地理范围和欧美中心者的中国概念之间，具有绝对的重叠关系，其中的因地制宜，准确地反映了哈耶克的自发性的新制度主义理想。这个地理的中国概念是一个不可能不完全自觉的共谋，共谋的核心正是那个非历史的国家概念，以及其内多种型态的市民社会组织。 　　对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质疑，重点放在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全球、民主等普遍性主张的虚伪或不妥，但真正动机应当是出于对政治学国家概念的不安。这些质疑有名之为新左派者，有名之为新保守主义者，内容诸多重叠而又有分疏，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判与诠释学派，但也有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等欧美批判学敬而远之的看法。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的出发点各是什么固然颇值玩味，然而人们辩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对自由主义衍生的各个派别，如果与前欧美批判学派的处境相比，中国的新左派不是因为海外华裔后殖民主义的号召而发生，所以没有时空错置的困扰。从许多蛛丝马迹来判断，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在批评自由主义方面能够合谋，多少和潜意识里都不能接受欧美政治学的国家概念有关。 　　首先，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和新左派之间未见激烈交锋，这就有蹊跷。在欧美，亚、非裔的批判学派对民族主义有疑惧，因为那使他们对欧美中心的反抗失去焦点，从而不能和自由主义平等相抗，而遭定位在落后的第三世界情绪中；但中国的批判学派并未认为本地的民族主义代表落后。其次，欧美的后殖民主义的要求是，本土知识分子应接受自己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血，追求净化是没有出路的；但相较于欧美后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抗拒，中国的后殖民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没有经验，对民族主义并不排斥。这让人联想过去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动机，并不与欧美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即中国共产主义并非出于对中国那个微弱的资产阶级的扬弃；而今日新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或跨国资产阶级，又何尝已植基于中国之内呢 ? 当然，中国之内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会令新左派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但当前中国之内的贫富不均非因自由主义制度所致，也至为明显，故新左派反对的，只能说是应该用自由主义来解决问题，而不能说是因为自由主义已造成问题。 　　一言以蔽之，新左派反对的是欧美中心，或称西方。然而，对中国本土的市民主义者而言，新左派指控他们是欧美中心一定让人感到不公平，因为他们一再反对将西方研究的经验硬套在中国身上，而相信中国人自己会发展出各种新型的市民社会型态，甚至连中国这个概念，都无助于具体地推测各地的市民社会组织会如何发展。这个反驳恰恰可能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市民主义者的中国，是一个地理疆域，没有其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