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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的多层代理及其改革的选择论文,企业管理论文论文,... 中国国有企业的多层代理及其改革的选择 人事任免实行强约束。这样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无疑减少了行政监管部门对企业经营过程的直接干预，但是由于缺少对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管理人员进行有效激励而使他们缺乏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对经营过程监督的缺失却为某些经营管理人员侵占国有资产造成了可乘之机。某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利用监管部门的“懈惰”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或者与监管部门的某些官员“串谋”共同攫取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原来行业性的专业职能机构统一行使的监管权被分解授予多个国有资产宏观监管部门，则由于配套改革的不到位，使这些部门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时造成了相互间功能、职责的不协调。或者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部门各自选择一些法规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干预企业，致使企业无所适从。或者对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相互推诿，这也给企业经理提供了从中牟利的机会。 　　其次，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使激励与监督功能弱化。从改革后的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看，我们设立了所谓的“新三会”，形成了“新三会”和“旧三会”并存的管理方式。所谓“新三会”是指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旧三会”是指改革以前就存在的企业基层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从实施效果看，新旧三会常因不协调而使监督成本增加、监督效果下降。特别是那些党、企管理权力一肩挑的企业，职能监督机构作用极其有限。 　　再次，不完善的市场制度使得国有企业的外部约束十分软弱。改革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管理体制，但市场及其支持体系并未相应建立起来。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及其不完善的支持体系使企业经理的越轨行为的成本大大降低，预期的风险收益大大增加，从而扭曲了他们的动机与行为。正如有关权威部门指出的，“会计制度被某些利益团体利用来谋取私利，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这些问题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而不是单纯的经营失误。”（《中国日报》1998年12月22日）在目前这种不完善体系下，即使某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被怀疑侵占国有企业的财产，但要查到他们把钱款转移到何处却十分困难。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得不到应有处罚。这种惩罚机制所导致的低机会成本，是国有企业的代理制问题不断恶化的外部条件。这些外部的监督制度不能解决好，所谓“高薪养廉”或利润分层，或股票红利等激励手段都难以正常运转，即使薪高了，但他们的机会成本仍很低（或风险收益仍很高），再高的薪金或股票红利对经理行为的影响却不及一下侵占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那么大。 　　最后，政策调整给国有企业造成的负担，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模糊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对企业经理能力的评估复杂化。比如，国有企业要付出巨大的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支出，有很多富余人员，受到严格的价格控制，承受较高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等。这些政策导致的负担为国有企业的经理提供了负赢不负亏的理由。这是因为在实践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将政策导致的亏损和自身经营导致的亏损区分开来（Lin 等，1998）。因此，尽管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经理们签定了经营责任制的合约，规定要根据经理们是否完成合约条款及完成的程度对他们进行论功行赏。但是，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估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造成处罚条款难以兑现和实施，这将进一步恶化经理们的动机和行为。 　　要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代理制的问题，不仅要从企业内部强化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也要解决政府中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 　　五、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组织关系改革，理顺各级委托—代理关系，明晰各委托人的权责。 　　1.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或公司化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通过重组改造，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国家作为法人所有者对国有企业拥有最终所有权，并通过政府选择企业经营者；而国有企业则拥有企业的法人产权，如资产处置权和人事权等。国家作为投资者享有分红的权利，同时对国有企业的债务承担以投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国有企业要像其他企业一样向政府纳税，对自己的经营自负盈亏。为此，那些非商业目标将从国有企业的经营中剥离出来，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政府功能区分开来。作为经济实体，国有企业不能享有市场特权，但也不能受到歧视，而是应像其他非国有企业那样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根据市场准则来评估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也就可以“硬”起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人员的考核、奖惩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2.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者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权。如果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直属国务院，将更有权威性，更容易避免一些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