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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慈禧忙于过寿：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 陆儒德大连日报????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字号 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清朝海军旗。 刘步蟾舰长办公桌 日本发行的“日清战争40周年纪念封” “镇远”舰铁锚 “定远”舰舵轮 “镇远”舰船钟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慈禧、光绪、翁同龢、奕譞、李鸿章。 特约海洋学者陆儒德 1894年岁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日军大举进攻，在荣成登陆，摆开海、陆夹击威海清军之势。尽管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镇远”雄风犹存，如果海陆配合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同日军再打一阵子，但是，清军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甲午到底败在哪里 这一年，对甲午殇思与镜鉴的论述颇多，如战略失误、经费不足、用人不当、队形不利、装备落后、弹药伪劣等等，这些与战争失败均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造成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呈现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国家文化特质。120年前，清朝具有综合国力、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北洋海军等占优势的“硬件”，然而在“软件”上却存在着非对称的差距。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注定了清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国民心态自卑与自大交错，恐惧与荣耀兼有。当现实无法兑现其理想时，便寄托于神灵。于是，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相结合，成为一种变态的大国主义。日本从1867年到1945年间的国号便是“大日本帝国”，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称“日本国”。 日本大肆宣扬“神造之国”、“皇道之国”，称“天皇统治的日本才是万国之宰，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日本的神道教、武士道成为其精神支持，是形成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 福泽谕吉等政客的军国主义扩张论，成为日本建立天皇专制统治和推行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外交布告》确立了“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的战略。福泽谕吉为日本设计了一条“近代文明国家”的军国主义道路，主导着日本从明治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所走过的历程。 日本在军国文化导引下，发动甲午战争，天皇颁诏，举国动员，进入战争体制，成立参谋总部，组建联合舰队。国会一致对外，全力支持战争。媒体一致转向战争话题，激发国民的战争狂热。幼童从军，操枪舞刀，高呼击沉“定远”、“镇远”。娼妓募钱献金，加入军妓劳军，旅顺攻陷后，第一师团从日本征集12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庆贺“胜利”。日本政府成功的动员将国民挟持在战车上，使之成为全民战争。 中、日两国的海军旗反映着军事文化的显著差别。日本海军旗主体是太阳，外加16道红光芒，意为日本是太阳神创造，光芒普照世界，充满征服世界的霸气。中国海军旗的主体是中国龙，传说中的龙能兴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着内治和祥瑞。 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 清末处于封建制度的没落期，宫廷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便是皇权独尊，一切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王朝为基。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诞辰，为老佛爷操办一次规模盛大的花甲寿庆，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有深层的政治动因。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有5人。慈禧太后是掌门人，她想在60寿庆中卷帘归政，大肆建设颐和园准备颐养天年。寿庆有可能是中国内部政治的权力交接，结束慈禧垂帘听政的一场国家大典。当有人因战事紧迫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时，慈禧放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光绪皇帝俯首听从慈禧，但踌躇满志，寻机登基掌控实权，他一直提防着李鸿章，将北洋海军事务“能收就收”。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官位户部尚书，他同李鸿章争夺权势，对北洋海军实力“能削即削”。光绪父亲奕譞，主持海军衙门，一切以光绪平稳掌权为先，海军衙门只是一个平台，表现得“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控北洋海军，但受制于朝廷权斗，北洋海军孤军奋战，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困局。 慈禧太后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任何变革的“越轨”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封建制度没落的轨道。所以，慈禧的60寿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影响到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着战争准备和对外交涉，恭亲王召集各国公使声称“等到慈禧生日过后，再重开外交谈判”。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选择甲午年发动侵略战争，其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所以他不去备战，却把精力花费在外国的调停上，以稳定政局。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