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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学30年回顾与展望 魏振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中国民法学30年”是个大课题，对中国民法学30年作出科学的总结不容易。展望中国民法学的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测也比较难。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民法教学研究的学者，根据我的亲身历，讲讲我的体会，是为回顾;谈谈我对今后民法学研究的意见，是为展望。 　　一、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民法学研究适应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丰富成果，为健全民事立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为确立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根据 　　根据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民法属于私法。传统民法教材中讲公法与私法的区别，阐明民法是私法;许多民法教材不讲这个公认的问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否定私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什么私法。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颁布的同时，就发生了经济法与民法的分歧，随之形成了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长期激烈的论战。直到1961年通过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否定了经济法学派制定经济法典的主张。1964年颁布的《苏俄民法典》的序言部分，结合该法典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概括说明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立法上对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论战的结论并没有终止两大学派的严重分歧。从1985年到1986年，《中国法学》分次先后连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汉章先生的长篇文章《苏联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五十年的争论及其教训》，说明当时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长达50年的争论尚在继续。对这些情况我国法学界只有极少数人知晓。 　　1978年我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历史契机，也赋予法学研究以历史使命。实行改革开放，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需要加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立法。在这时，两位著名的苏联经济法学家的两本经济法专著在我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发行，对我国法学界发生了很大影响。我国主张经济法的学者的主流观点是，赞成著名的苏联经济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纵横经济法学说，把应当由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也被纳入经济法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的调整对象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的是商品关系说和平等主体关系说，它为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而确立了民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作为基本法的重要地位。 　　现在看来，《民法通则》内容过于简略，但是它适应了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较长时期成为我国的民事基本法。 　　(二)民事主体理论、物权与财产权理论、债权与合同理论的研究的究，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实行市场经济需有其基本条件和法律制度。这里顺便说明，《民法通则》采取民商合一模式，以下讲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条件。 　　实行市场经济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基本条件之一是需要确立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法人制度理论的研究成果，纳入了《民法通则》，建立了法人的基本法律制度。除自然人和法人以外，是否确立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外国民法学早有争论的问题。我国民法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合伙是第三民事主体的论证，后来颁布的《合同法》规定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再往后颁布的《合伙企业法》确立了合伙的主体地位。 　　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二是，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有商品交易法，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就需要制定合同法。我国《合同法》的颁布，标志着民法学者对合同法理论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合同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成熟阶段。《合同法》是在总结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合同法》的颁布，结束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世界上公认的先进的合同法。 　　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三是，需要有商品，需要有关于商品权利归属的法律。商品主要是指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对于动产和不动产的权利在民法上称为物权。物权法的任务是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物权的种类和利用，包括所有权、共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留置权等等，其中所有权是其他物权(民法学上称 “他物权”)产生的源泉。物权法还规定物权的取得、变更、丧失的方法和效力等。规定国家实行什么所有制，划分国家、集体、个体三种所有制的范围属于应由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不是物权法调整的范围，但是在我国特定条件下，根据所有制不同划分为三种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