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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法与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 魏志宇( （兰州大学 法学院 甘肃 兰州730000）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迅速变化，农村社会各种纠纷日益增多，在这些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国家法律与民间传统习惯法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特点，由此引起学术界关于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以及民间法对于法制现代化所起作用的讨论。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现实展开，国家制定法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并对我国这一地区的刑事法制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民间法也在发挥着其固有的调控、规范功能，并维系人们日常交往之秩序。本文就民间法与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的法制建设进行论述。 关键字：民间法；国家法；法制建设； 一、民间法在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存在的原因 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少习惯，进而形成民间法。它们在传统社会中，调整着社会关系，维持着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传统社会中，民间法以礼教、传统习俗、示范和教化、社会舆论等形式存在。民间法绝大多数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知识体系。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更直接的表现为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人们一旦有逾越行为，就会受到来自族长为代表的宗族势力或者来自本村社会共同体的谴责、蔑视和惩戒。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国家法已深入人心，即使偏远的农村，也要受国家法的调控和规范，民间法似乎已无存在的环境。但事实上，国家法还不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作用，民间法还在农村大量存在，它还有一定的价值，其原因何在呢？ （一）农村已有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习俗是民间法存在的前提 人们对纠纷的基本认识影响着社会对纠纷解决方式的态度和处理手段。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和谐”是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人们追求的儒家所倡导的天、地、人的自然和谐秩序，因而，纠纷长期以来被视为罪恶的社会现象，即被视为“罪恶纠纷观”。罪恶纠纷观对纠纷解决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立法及司法都必须在惩处纠纷制造者、惩处兴起诉讼者的理念下运作，更加加剧了扼杀疏导纠纷的社会机制，从而也就继续制造了中国社会的无权利状态的延续和繁盛”。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样一种习惯：在纠纷与社会秩序关系的定位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纠纷置于与秩序完全对立的状态，而不愿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纠纷对秩序的构建意义。直到今日，在我国西北大多数农村地区，人们认为民间法就是最好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对待和处理公共生活的冲突和纠纷时，大多数人宁愿求助于区域内的人情和礼俗，而不愿求助于国家的法律，人们普遍认为将邻里之间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是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有可能出现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的损失远远抵不上因为诉诸法律这一行为而带来的无形损失。比如说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尝试性的诉求了正式法律，而她不仅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说法”，而且无法理解正是法律的运作的结果。她无意伤害他人且事实上伤害了他人，原来她的有理变成了无理，她自己的境况可能比以前更加不利。 （二）民间法是国家法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般来说，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民间法总是先于国家法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一方面，民间法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文化体系，而国家法更多的是一种建构加工而成的规则体系，因此，民间法早于国家法存在于某一领域；另一方面，民间法具有比国家法更强的历史继承性，这导致在国家法律转型期间特定领域内，民间法也总是早于国家法而存在。凡是与民间法相违背的国家法规则，虽然从长远看会导致民间法的改变，但短期内法律规则总是会被民间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凡是充分关注了民间法的国家法，在实施过程中就总是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民间法是国家法律产生的一个重要源泉。国家与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私有财产的不断出现，人类总是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有阶级社会，相应地由原始社会组织逐步转化为国家组织，由习惯逐步演变为法律”。 不可忽略的是，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中国更多的农村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缘地带，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同时，在农村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国家法的运作空间和存在价值是很有限的，其对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与难度。加之国家法自身存在缺陷，尚需不断完善，这就使得民间法还会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作用。国家法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再精细的法律规章也做不到对社会进行完全的涵盖，对市场化过程中的种种交易或者交换活动给以精确的规定，社会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法律规范存在着真空区域。特别是在广大的西北农村地区，由于受当地自然经济环境和深厚传统文化的影响，民间法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