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荆志淳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延滞现象和边缘化效应.docVIP

唐际根、荆志淳：《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延滞现象和边缘化效应》，《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 2004年1月2日，第7版。 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延滞现象和边缘化效应 图一：考古学文化延滞现象简化示意图 区域甲 区域乙 图二：考古学文化延滞现象或边缘化效应理论模型 考古实践中常常可以观察到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延滞现象，即同一文化在不同区域内起始和结束年代可不尽相同。若以前、后相衔接的A、B两支文化作为讨论对象，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某一区域内，B文化是以其最早期与A文化相衔接的，而在另一区域，我们却发现B文化的最早阶段“踪迹全无”，直接与考古学文化相衔接的是其早期偏晚阶段甚至中期。对于后一种情形，我们认为是由于A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其被B文化的替代时间显著后延所致。 考古学文化的起始和结束年代在不同地区的不平衡性，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笔者决不是这一现象的发现者。不过一些研究者似乎对该现象所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年代错觉）估计不足。有人在讨论考古学文化的交替演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同一考古学文化在不同地点“起始或结束年代”的时间差。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区域调查工作在国内的广泛开展，我们发现文化延滞现象在区域之间或者不同遗址间所产生的时差常常可达1－2个“文化期”。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妨举几个例子。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调查课题组自1997年起，在豫北洹河流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和勘探，在发现的诸多先秦时期古遗址中，我们注意到没有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一、二期的早商遗存。实施调查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最早的商文化遗存是中商阶段。显然，我们无法相信整个早商时期洹河流域曾经没有人居住。按已知的当地文化序列，商文化以前应该是所谓“下七垣文化”。可提供解释的理由只有两个：一是目前我们的田野工作还做得不够，早商遗存尚待发现；二是“下七垣文化”的年代延滞到了早商时期。梅园庄一期遗存的发现，证明后者是真正的缘由。 1958年，社科院考古所在殷墟小屯村西南的梅园庄村发现一类遗物，其典型的组合有深腹罐、鼓腹盆等。按现在的知识，这类遗存毫无疑问应归属于“下七垣文化”。然而仔细观察，我们仍然能够辨析出这类遗存具有若干早商时期的时代特征。例如梅园庄一期的陶甑采用了早商时期的箅孔。梅园庄一期是商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在洹河流域交替时，下七垣文化存在“延滞现象”的重要证据。说明早商时期，商文化的影响还不足以替代本地原有的下七垣文化，本地文化仍然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文化延滞现象不仅发生在商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也发生在周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商王朝被西周取代之后，照常理推想安阳一带（洹河流域）应该迅速出现大量周初的周文化遗址，但事实上，除个别遗址外，我们调查到的多数遗址都是西周中、晚期的。即使属于早期的个别遗址（殷墟刘家庄北），从器物观察也并不是最早期的，而属早期偏晚阶段。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我们已经沿用了数十年的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正如多名学者所指出的，殷墟文化第四期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进入西周纪年的。也就是说，绝对年代已进入西周，但是考古学文化表现的内容仍是殷商文化之遗留。 其它地区同样有大量考古学文化发生延滞现象的例子。伊洛地区的田野考古成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早商文化在年代上其实是大体并列的。现今二早头遗址范围内所见的典型“商文化”的遗存始于早商偏晚阶段（二里冈上层）。也就是说，在商文化突入伊洛地区的早期阶段，二里头文化在其原来的分布地域也发生了文化延滞现象。 同样地，郑州一带是最早出现商文化的地区，但在豫东地区和鲁西、鲁西南地区，直到商文化早、中期之间，商文化才取代该地区原有的岳石文化。1994年中美学者在商丘潘庙遗址的发掘证实，该地岳石文化的年代下延至二里冈上层时期。也就是说，在早商阶段，这一带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岳石文化分布区。 文化延滞现象的发生，本质上似乎应该理解为新、旧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兴衰更替，即新文化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旧的文化则逐渐被“边缘化”，逐步沦落为“文化的边陲”。这也是我们曾经试图使用“边陲效应”这一概念来描述该现象的缘由。这种现象既要从地理上理解，更要从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来认识（严文明先生语）。在与学界同仁讨论时，我们受到诸多启发。徐天进先生认为，当今的区域研究，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地方史的构建，对任何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探讨都应该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立体化”，不可将“考古学文化”笼统地视为静态的“文化版块”。日本学者西江清高先生则强调“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新的中心产生后，老的“中心文化”逐渐边缘化是一种趋势。许宏先生形象地比喻说，新的文化中心兴起后，旧的文化分布区在新生文化面前的边缘化情形有如现代人常常谈到的“老区”，其既有文化传统未必在新生文化产生后立即发生显著变化，但经历一段时间后，终究会被新生文化取代。可见“边缘化效应”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