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式变化与前景探索.doc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 景海峰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9年12期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09年5期第13～19页 【英文标题】2008：The Paradigm Tra【内容提要】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哲学”意识的浮现与提升，试图打破哲学二级学科的框限，在中哲、西哲和马哲之间找到对话与沟通的孔道，以共同面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文化的新处境；二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特别是对以往过分依赖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及方法的深刻反省和努力调整，使得学界之立场与态度、取径与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和学问关注等等，均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以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例，选取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略作述评，可以见其概貌。 【关 键 词】中国哲学/中、西、马对话/国学与哲学/内在价值/诠释方式 回顾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似有波澜不惊之感。在经历了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为媒介的学科深度反思之后，学术界稍事喘息、茫然四顾，颇有点不知所从的感觉。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惯性研究套路和普遍方法被进一步消解和稀释，其与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乃至于一般的传统文史学之间的界限也越发模糊，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而基于后现代哲学的异彩纷呈、扑朔迷离，对于西方思想之新的吸纳与消化，也就同样呈现出了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难以形成主流之态势。在传统范式弱化、探索的多向性蓬勃展开的格局下，试图遵循着原有的描述路径和评价方式也变得困难起来，“概括”只能行走在不能概括的密林之中。但多向的探索毕竟打开了更大的空间(问题域)，也掘发出了更为深层的话题，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前所未有的丰赡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其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我们这里试着举出几题，略予评述。一、中哲与西哲、马哲的对话和融通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仍处于分隔和裂散的状态。因学科分类的辖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河饮马、互不统属，各有一套独立的学术规则和叙事逻辑，在各自的既定情景和惯性轨道上运行。哲学研究与教育的从业者，也是分田耕作，画地为牢，只知有汉，哪管魏晋，早已经习以为常。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渐行渐显，只是于今更甚，随着科研、教学体制化的变本加厉和哲学研究从业队伍的急剧膨胀，这似乎已经成为无法疗治的痼疾，积重难返，救无可救。但面对全球化融通时代的到来和由独白走向对话、分隔变为一体的新世界之场景，以世纪性崛起的姿态和文明大国之身份登场的中国，其哲学岂能是这般的四分五裂、甚或面貌不清？目前的中国哲学状态，以未经过充分融合的中、西、马之杂拌形式，显然是难以承担起时代重任的，也不足以代表全面开放、走向世界新纪元的中国哲学之整体。面对中哲、西哲、马哲亟待进行学科整合与学理融贯的现实要求，继2007年底在深圳大学举办了以“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为主题的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之后①，这一年来，不同学术领域和学科背景的学者，就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和如何有效地开展中、西、马之间的对话，纷纷发表论议，提出自己的见解。学者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哲学分科体制积弊甚重，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体制性障碍使得哲学从业者自限门户、视野狭小，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研究中国哲学的可以不管马哲和西哲，每个人都对号入座——我是搞西哲的、我是搞中哲的、我是搞马哲的，而很少有人会说我是研究哲学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大哲学”的观念，意在淡化哲学“二级学科”，呼应马克思早年“一般哲学”的说法②。“大哲学”以“国学”、“西学”和“马学”为三大支柱，“国学”不是与“西学”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打破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隔阂，而“马学”和“国学”都是“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贯通中西的“国学”，才能了解中国的“马学”之精华。在这个融会的过程之中，仍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鹦鹉学舌、食洋不化，完全照搬外来的东西，使自己的文明陷入“失语”的状态；二是矫枉过正、走回头路，盲目排斥其他的文化，以为靠我们的传统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使得中国人的哲学研究成果并未能走向世界，中外哲学和思想的交流实际上是单向的，近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多次出现“西方哲学热”，甚至西方的“汉学”研究也拥有反客为主的力量，但从长远看，这种单向输入的态势对于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们的哲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地走向世界，在国际哲学界占据中国哲学和东西比较哲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如何走向融通？不只是有愿望和共识，还要有切实的路径与方法。有学者将中、西、马的融合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知识”层面，二是“方法”层面，三是“价值信念”层面③。作为“哲学知识”，自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