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中的人物悲剧.doc

浅谈《水浒传》中的人物悲剧 王文英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8） 摘要：《水浒传》开篇就奠定了书中人物悲剧性的基调，这种苍凉的悲剧意味笼罩着全书。黑暗的吏治与昏庸的君主，急功近利与急躁的悲剧性格，冲突双方的两种力量所构成的冲突等，构筑了不同性质的悲剧。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造成人物悲剧结局的原因。 关键词：《水浒传》；人物；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是一曲融入民族文化、大众心理、作者价值取向充满悲剧性的一部“忠义”英雄的悲歌，一部乱世黎民的痛苦之歌，也是时代之君的悲歌。本篇就小说中人物悲剧谈谈自己对悲剧性的看法。 一、命运悲剧：吏治黑暗，奸臣当道 一方是有道理的，另一方却是毫无道理的邪恶所构成的悲剧。徽宗朝吏治的黑暗，奸臣当道，容不下忠臣贤良。一方是凶狠的贪官污吏，另一方是义薄云天的下级军吏和人民。小说在以沉重的笔触描写梁山英雄既雄壮又悲惨的悲剧命运的同时，勾勒出一个由“奸逼民反”引发出的一个“贪官污吏”式的奸臣贼子的黑暗的吏治世界。梁山好汉中被逼上梁山者不外乎两种：一是曾在官府任职的林冲、武松、鲁智深、杨志、宋江、雷横等下级军官及小吏；二是那些被压迫，生计无路的下层人民。前者是公府中人，效忠朝廷，从未有造反的念头。小说以高俅发迹而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为开端，“确有‘乱自上作’的意味。”黑暗的吏治，残暴毒辣的贪官污吏，残害他们，逼迫其落草为寇，最终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了其生命，其中林冲、武松便是显著的例子。梁山好汉被奸官所迫害上梁山者不在少数，比如，林冲、武松和杨志。由三人遭遇观之，在他们遭受迫害的过程当中，迫害者不是一人，而是以元凶为主的一群邪恶势力，与朝廷以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为首的上层黑暗势力联结为强大的贪官奸臣的黑暗官场，加之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以及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反抗就没有出路。”黑暗吏治，迫使英雄走上了与官府对抗的道路。 梁山好汉却替天行道，“忠义”是埋葬梁山好汉的思想根源，“忠义”在《水浒传》中突出体现在宋江的“忠”与梁山好汉们的“义”。“忠”的内涵发展到宋元时期仍未变化，依然是效忠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直到后来，被奸人所害走投无路被迫落草，但仍然“忠心”不改，不惜一切代价改变乱臣贼子的身份，做个护国忠良。结果，忠心的梁山好汉性命或葬送于战场，或葬送于昏君奸臣之手，酿下千古悲剧。“义”的思想内核在宋元时期，突出体现在下层社会朋友之间的信义，尤其《水浒传》描写的江湖人士——梁山好汉。他们完全靠着朋友间的“信义”举事，不管是否赞同宋江的做法，为了信义与恩义终生跟随。费保看透形势，看破梁山英雄逐渐丧命，气数将近，劝说李俊及早激流勇退保全其性命。李俊亦有同感，感于宋江恩义，“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腊未曾剿得，宋公明恩义难抛，行次一步未得。”燕青、武松、鲁智深等人亦激于宋江恩义而守信义，跟随宋江出生入死。李逵为宋江之恩义不怨宋江害己，花容、吴用死于兄弟之义，甘愿与宋江同赴黄泉。恩义与信义在这些梁山好汉身上蒙上了浓浓的黑色悲凉。 这种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个人无法掌握的客观的悲剧，往往是盲目的注定了一个人的毁灭或不幸。在命运的捉弄下，虽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无力回天，这样造成的不幸人生是一种悲剧。 二、性格悲剧：英雄性情人，性格定命运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出，悲剧的情节一般是好人由福转祸，悲剧人物是好人，但不是完人，虽然他的不幸不是咎由自取，但却是他的某种过失或弱点造成的，结果却遭遇了不该有的大不幸。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不同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等，就被看做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这样，人物性格的自身冲突、不同性格之间的冲突和人物性格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就成了艺术描写的主要内容。 梁山好汉的悲剧性格集中表现在急功近利，这种性格弱点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悲剧。“急功近利”之所以成为某些梁山英雄的悲剧性格，集中体现在一些好汉立功疆场而丧失对战场战机的理性把握，贸然行动，孤军深入或陷入绝境，而惨死于敌人之手。单廷圭、魏定国二将是死于最为直接的急功近利悲剧性格的典型代表。号称“圣水将军”的单廷圭、“圣火将军”的魏定国，不乏谋略，这可从得到蔡京的器重委以剿灭梁山的重任、用诈败之计生擒郝思文、宣赞可见出。而“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乃用兵之道，空城诱敌之计，是军事斗争中常见的战术。作为军事将领的单廷圭、魏定国二人本应该能够识破的，然而，二人却没有识破歙州城的空城计，看到“城门不关，城上并无旌旗，城楼亦无军士。”便不假思索，“引军便杀入城去”，掉进敌军陷阱，被戳杀。单、魏一心想“夺头等功”，这种急功近利的性格，使得他们利令智昏，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无独有偶，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