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论语》臆说文,文化.docVIP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论语》臆说论文,文化论文论文,论文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论语》臆说 一、朝闻道，夕死可焉 如果幸福（不亦乐乎）的生活是指一种值得过的生活，那么，有无可能在天上或人间找到一个超验的标准，以评判何谓值得过的生活呢？所幸的是，这个纯粹柏拉图式的问题从未困惑过孔门师徒，一部《论语》开篇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1-1)孔子通过三个直言式设问句，显白无蔽地断言——这就是值得过的生活［1］。 孔子之学不同于“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的官学、即所谓的“大学之道”（《礼记·学记》）。孔子之学是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而时兴的“有教无类”之私学，对政教典籍——史称“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解释权从此不再为国立大学所独享。用章太炎的话说，单就孔子开中国两千五百年私学传统之先河，“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迥绝千古”（参见章太炎：《诸子学略说》）。 孔子之学不单是升舍听讲、章句相授之学，而是一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的人生选择(《学而》，1-14)。以“学”为志业，即是以弘孝道（家族伦理）和政道（政治伦理）为志业，故“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7-19）。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可称以“学”为志业者的人生典范。 虽然“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15-22），以“学”为志业者却必然会自发形成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人共同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正是指喻了一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人共同体生活之乐（《论语集解》包咸注：“同门曰朋”）。“远方”之“远”，不但指涉空间之远，而且指涉时代之远。套用孟子的话说：一乡之学人斯友一乡之学人，一国之学人斯友一国之学人，天下之学人斯友天下之学人。以友天下之学人为未足，又尚论古之学人（参见《孟子·万章下》）。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14-24）惟以“为己” 之学为志业，遂能“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前出师表》），亦即“人（在位者）不知而不愠”。孟子虽然极力称颂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金声而玉振之也”者（参见《孟子·万章下》），但他在游说魏、齐、邹、滕各国时多称引《诗》、《书》、却从不称引孔子的话为王道政治论作辩护。可见，至少晚至战国时代的庙堂，孔子依然是“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15-20）。 以“学”为志业并非意味着坐而论道，故“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学而》，1-10)。以“学”为志业也并非意味着思出其位，故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14-26）。事实上，以弘道为志业，即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志业（《八佾》，3-14），势必与“滔滔者天下皆是”（《论语·微子》）的礼坏乐崩时代构成紧张，故孔子说：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参见《为政》，2-21)。套用卢梭的话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政治中。 二、人而不仁，如礼何 宪者，法也；政者，正也。如果释“宪政”为依照法度（规范化制度）统治民众的政治秩序，那么，“监于二代”的“周礼”即使轮不上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宪政、至少也算不上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宪政。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见《为政》2-23）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3-9）。可见孔子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2］。相反，孔子认为，政治制度的损益是无可避免的，夏礼和殷礼的文献化或骨董化更是无可避免的，乃“虽百世可知”的政治现象。故孔子虽梦见过周公制礼作乐，却从未梦见过“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孔子当然也不是一个历史进步论者，因为没有任何先兆可以提示孔子及其同时代人：周礼的空壳化是一种历史进步。恰恰相反，倒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三百年很可能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乱世（《孟子·离娄上》）。 孔子时代，一方面，仍然是一个“不学礼，无以立”的时代：觇国之兴衰以礼，决军之胜败以礼，定人之吉凶以礼，聘问则预求其礼，会朝则宿戒其礼；另一方面，却是一个“为礼不敬，临丧不哀”的时代：陪臣执命，政在大夫，禄去公室，民食于他，八佾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