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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伦理、自由社会与美好生活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德性伦理、自由社会与美好生活 三、美好生活如何可能 从现代性政治--伦理主流言述的社会格局与基本理路来看，它确实没有任何直接将美好生活的答案提供给人们的企图。它以自由民主宪政为基本的言说支点。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的道德支撑点。[14] 以个人权利、法治秩序与社会正义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15] 中间绝对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美好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好的意味。而且，主流的现代性政治--伦理言述认定，由于现代大型复杂社会的构成越来越繁复，构成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族群成分也越来越细分，而且个人的意趣发生着重大的、越来越具有个性特征的分解，因此，任何一种政治--伦理论说试图直接告诉人民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答案的企图，都是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讲，除了维护相对于各个文化传统与观念背景而存在和显示出的差异性的个人自由的绝对价值之外，一切政治--伦理言述都仅仅具有相对价值的立场本身，必须是绝对的。[16] 这并没有论者认为的悖反或荒诞之处。 这种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形成的社会--伦理格局，由于是在承诺人类欠缺的前提下做出的论说，而不是在期望人类完美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申述，因此，导致了寻求完美的价值与制度的人士们的普遍不满--来自左右两方的批判与拒斥，证明了这一点。 这类批判与拒斥，中心是指责自由民主宪政的主流现代性政治--伦理言述的道德亏欠。即自由民主宪政论说与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缺乏道德资源和道德支持。 右派的指责来自两个著名人物--当代保守主义大师斯特劳斯，以及纳粹思想之父施密特的批判。左派的批判则来自一批社群（共同体）主义者--其中有麦金太尔的溯源、泰勒的追原、桑德尔的指责。[17] 他们对于现代性伦理言述，形成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一是回归神性伦理的思想意向。二是回归古典德性伦理的思想意向。 就前者来讲，斯特劳斯批评自由主义的主流现代性政治--伦理言述，没有能力提供给人们把握绝对善的指南。在实践上讲，它因为蔑视某种绝对的价值而需要向出现纳粹这样的政治悲剧负责。在理论逻辑上，是由于它心存掩盖人类不同社会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企图而难以自圆其说。显然，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对于前者的证成，依靠对于后者的坐实。斯特劳斯为此指责主流的现代性政治--伦理言述对于多元主义的论证，其实陷入了一个对于价值相对善的绝对信赖的误区。其实，对于绝对善的自然化的、哲人式的追问，才能超越近代以来的主义类哲人的追问，凸显出善的反思性质：前者摆脱了后者的狂热，具有一种对于政治问题的温和期望特质。他们申述一种自然正确的自然权利观。这是一种犹如雅典哲人苏格拉底凸显的那种不同于神启却具有神性、不同于民意却必然正确的东西。它对于现代性政治中的公民道德怀抱一种不予信任的态度，而强调自然的好人、坏人之分。他们将无畏与温顺结合起来，使得哲人为之献身的哲学，则是彻头彻尾的私人性的、超政治的、超社会的。就此而言，自由才成为哲学的生存条件，而哲人才足以指示以善恶知识为前提的美好生活的道路。 施密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不是像斯特劳斯那样的价值论的，而是政治论的。它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化无法保障国家的政治统一，国家不足以反对国家的敌人。他认为自由民主的政体非驴非马。它使得国家成为社会性的自我组织，而不是具有自主权威的政治的秩序权力。因此，面对这种国家理念的道德亏空，需要建立起一种形而上的秩序。因为施密特把自由主义对于人性的强调归结于希特勒出现的原因。所谓自由主义的绝对人性观便通向了非人性的恐怖的道路。他为此强调要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要为政治提供神学的基石。从而使得在自由民主情景中为政治所缺乏的力量感，可以在既维护公民社会、又承认主权国家的政治专政必要的条件下，超越以往政治幼稚的自由主义，建立起政治成熟的自由主义。 与右派的批判不同的是，左派对于现代性政治--伦理主流言述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一言述的正当优先于好的观点上面。他们基本一致地认为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基于原子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论说。而个人未尝能够离开他之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背景条件而生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对于共同体的成员具有一种天然的规定性。好的不是共同体成员某个人的好，而是共同体成员众所认同的、共同的好。他们力图恢复西方近代以来割裂了的正当与好的一致性关系。这种恢复，在个人与社群、权利与公益的主题上展开。就前者而言，社群主义者大都认为，像罗尔斯那样从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切入视角去论证正义原则，颠倒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自我，事实上是不能像罗尔斯认为的那样优先于其价值和目的的。这些价值和目的先于个人、并规定某个人之所以为某个人。自主的个体是像家庭、部落与邻里这样的社群铸造出来的，而且是历史的产物。社群、文化与种族构成为对于个体而言极端重要的自我认同的源头。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