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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棉花的爱情 　　棉花地一眼望不到边，田野的风吹过，如绿浪汹涌的海面，似绿荫如盖的原野，足以隐藏千军万马，总有一种恢弘的气势、一种夺人心魄的震撼。 　　我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每次都能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长发女孩低着头，在一望无际的棉花地里劳作着。小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在这绿色的波涛里，像游泳一样，弓着身子忙碌着，把大把大把的时光交给了这片棉花地，大半年的时间要与棉花棵子打交道。 　　从剔花苗、劈花叉、掐花心，到逮虫子、打农药，再到摘棉花、掰棉桃、拔花柴，每一棵棉花都要用两只手上下打理几十遍。经过盛夏、秋季、初冬，这棉花地里的色调从成长期的绿色，到收获期的白色，再到只剩下花柴棵子时的灰暗色，一年又一年的更替轮回着。 　　八十年代初，种棉花让冀南平原的农村人逐渐摆脱了缺衣少食的日子。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订娃娃亲之风悄然兴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街上穿着开裆裤的小孩子，大都订了婚，甚至很多父母各自抱着还未断奶的娃娃去相亲。小村子里不断举办起订婚仪式，在院子里摆上几桌酒席，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纷纷登门道贺，喝酒吃菜，热热闹闹。 　　这种娃娃亲几乎都在本村联姻。婚姻不出村，几年功夫小村里，亲连亲，一窝亲。村里人说我再不订婚就有“打光棍”的危险了，村子里的小女孩没有订婚的已经寥寥无几。父母经不住“形势”的压力，也张罗着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提起亲来。 　　我订婚时十三岁，刚读初一。与我订婚的女孩儿叫燕子，大我一岁，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帮父母到地里干活了。我到乡里读初中的路上，正好途经她家的棉田地头。于是，我每次骑着自行车上学时，都能远远地看到那个被村人公认是我媳妇儿的燕子，低着头，飘着长发，在棉花地里干活儿。 　　小村的学校里，一个年级里几乎成了“夫妻班”。八九岁的孩子们却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一对儿订了婚的小学生打起架来，被小女孩抓哭的小男孩说，“俺娘给你买了一大堆衣裳哩，你还打俺，你赔俺家衣裳。”小女孩回家给家长学舌，小女孩的母亲气冲冲地翻箱倒柜拾掇好衣服，抱到小男孩家门口把这些订婚“彩礼”一下子撇到他们家的院子里，还跺着脚的骂：“俺家闺女不稀罕你们这些破玩意儿，今儿都还你们了，咱家退婚。”一段尚未来得及开花结果的姻缘，就这样在“几分诙谐、几分玩笑”中夭折了。 　　十三四岁的孩子对订婚似乎没有深层次的理解，完全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懵懵懂懂的知道自己和谁订了婚，长大以后就要和那个人拜天地的。不知何故，订了婚的两个孩子见了面却形同陌路，甚至躲躲藏藏，是绝对不敢对话的。大人们看到这个场景都会开心的笑论一番，有人说：“看这两个孩子腼腆的样子。”有人还故意逗：“小家伙，见了你媳妇怎么就跑啊？长大了也是个受气筒。” 　　燕子家的棉田是我读初中上学的必经之路。那时候每次路过那片棉田，我都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像要抓紧逃离开一个是非之地。燕子也许是有意躲在棉花田垄里，我们没有对视过。我是走读生，三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要路过那片棉田。慢慢地我骑车的速度也平缓下来，燕子个头也从棉花棵子里长出来。她只是低着头干自己的活儿，我也是远远地瞥上几眼。不知道是不解风情，还是固有的矜持，反正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到了十七八岁，情况就不同了。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打破了小村的平静和安宁，不断地制造一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出来。李家的小子东东和刘家的二妮小兰自小订婚，刚刚初中毕业的东东不再读书了，经常跑到小兰家帮着下地干活儿。两个人出双入对，整天死缠烂磨在一起，棉花地茫茫一片，两个人钻进地里谁都看不到。有人发现小兰的肚子突然隆起来，双方父母对两个孩子打骂也于事无补，赶紧顺水推舟给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办了婚礼，结婚四个月小兰肚子里的宝宝就呱呱落地了。 　　中国民间有“猫三狗四”一说，意思是猫怀孕三个月生，狗怀孕四个月生。小村人都背后喊小兰的孩子叫小狗儿，这个绰号还真叫起来了。 　　还有很多打破小村平静的故事，时有发生。九爷家的闺女长到十七八岁，哭着闹着要退掉娃娃亲。九爷在村里是一口吐沫砸一个坑的人，一句“想退婚，我砸折你的腿”，封死了闺女的退婚幻想。这闺女气性大，喝了半瓶子农药，死在了自己的棉花地里。九爷坐在地头上，流着泪把自己的脸抽肿了。 　　李家的三儿子外出打工回家，领回来一个漂亮的城里姑娘，说两个人自由恋爱。订了娃娃亲的女方听说后，兴师问罪，闹上门来，两家从此由亲家变成仇家。梁家的大妮在结婚前几天逃婚了，三四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一天邻村一个小媳妇领着两个孩子，在小村子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大字报”，说梁家的大妮是狐狸精，把她男人勾搭跑了。原来梁家大妮和她男人一起私奔了，在城里同居，还生了孩子。 　　在小村子里，十七八岁结婚的不足为奇，让两个订了娃娃亲的孩子，早结婚，早成家，早立业，双方父母都怕夜长梦多。 　　这个年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