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扬-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docVIP

/?p=585 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叶扬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念本科的时候，有两位哈佛教授，曾来学校演讲。一位是比较文学系的哈里 ? 莱文，题目很吸引人，用了个“修辞性疑问句”：文学不是比较又是什么？他在演讲中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对于我后来选择攻读比较文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位是英文系的美国文学专家丹尼尔 ? 艾伦，他介绍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同样也是辩才无碍，引人入胜。 1983年春天，我开始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时，莱文和艾伦都已先后退休。哈佛东亚语言文化系有位退休的资深讲师方志彤，是我比较文学系的前辈学长。此人以《三国志》和陆机《文赋》的英译知名于西方汉学界，跟大诗人庞德也是好友。他自视甚高，平生于众多学人之中，只佩服两位：莱文和钱钟书，常说莱文是美国的钱，而钱就是中国的莱文。比较文学系一年之中有几次招待会，不知为什么，总是用的“雪利”酒，我以为在风味上最接近绍兴佳酿。我手里端着酒杯，跟莱文交谈过好几次，不过他右耳听力不好，听他说话时倒还不妨事，到了我答话时，必须要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嚷嚷，实在有些费力。 除了比较文学系所在的“博尔斯顿楼”之外，英文系（全称是英美文学及语言系）所在的“华伦楼”自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后来海伦 ? 范德勒成了我的座师，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她跟我的另一位座师宇文所安一起，指导我写论文，华伦楼去得就更为频繁了。不过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谁也不认识，因为艾伦曾去复旦演讲过，就到英文系去自我介绍，约定跟他见面。艾伦那时刚退休，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见他，他非常热情，后来我学习、以至生活中有了问题，常常向他请教。他虽然退休了，却忙于主编《美国文库》的工作，系里一直为他保留着办公室。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从他地处康桥哈佛广场的寓所到华伦楼来“坐班”。他是我读研期间来往最多的师友之一。我的哈佛同窗、也是我的安徽大同乡赵一凡，是在美国文明史项目念的博士，艾伦是他的座师之一，对他也十分关照。 记得我有次去艾伦那里，问了他一个有关英国诗歌的问题，他招招手，把我带到他隔壁的办公室，给我引见另一位教授，就是大名鼎鼎、专治英国诗歌和文艺批评的沃尔特 ? 杰克逊 ? 贝特。不过那时贝特也已退休，身体好像也不太好，又不像艾伦退休后天天还去办公室，所以虽然见了面，后来还读了他好几部著作，却始终跟他不熟。1985年夏天，我跟一凡分别学完了指定的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为了凑个热闹开开眼界，就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当时哈佛庆祝毕业典礼的校报特刊上，发表了贝特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哈佛以英文系为主的文学教学的历史，我读后很喜欢，暑假的时候比较空闲，就随手把它译成了中文，放进了书桌的抽屉，后来完全忘了。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前些日子整理旧物时，居然又找到了这篇压在箱底的旧译，想到校园依旧，人事已非，而作者贝特去世，已经十有一载，未免有些感慨。重读此文，对于今天国内的文学教育，尤其是大学里的中文系和比较文学专业，倒有不少相关的联想，这就是此文的来历了。 有言在先，哈佛虽然声名显赫，但是其经验并非万灵仙丹，充其量，只具参考价值。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文集》里有一篇小品《哈佛味》，其中引用美国幽默作家罗杰斯的话，调侃哈佛的学生：“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之后，大约又须四年，使之又变成讲理的人，与未入大学时一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来把自己视作“哈佛人”的，主要是大学的本科生。哈佛的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往往并不自居其列。我向来把自己视作“复旦人”，对于哈佛，虽然前后待了六年半，却自觉还是校园里一个匆匆的过客，对她还是能有比较冷静的、客观的认识。 在我读研期间的80年代，哈佛的英文系，正像贝特的文中所调侃的那样，与当时理论重镇耶鲁相比，也许给人比较保守的感觉。座师范德勒向来注重传统的细读，后来成为哈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位女性的、也是当时英文系唯一的“大学讲座教授”。其他如从事古英语及中古英语研究的阿尔弗雷德、擅长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及弥尔顿研究的列瓦尔斯基、专治美国诗歌发展史的柏金斯等人，在方法上都比较崇尚文本的细读或是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不过，到了我快要离开的80年代末叶，这个情况在英文系已经有所改变，从两性关系和通俗文化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的玛乔丽 ? 伽柏开始崭露头角。跟宇文所安先后被哈佛从耶鲁挖角过来的芭芭拉 ? 约翰逊，原来在罗曼语文系执教，后来学校答应了她自己提出的要求，调入英文系。她是耶鲁理论家保尔 ? 德 ? 曼的弟子，也是首创解构理论的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英译者，当时才三十来岁。我记忆中永恒的哈佛风景镜头之一，就是金发披肩、有电影明星长相的约翰逊，牵着她那条大狗，姗姗地在校园的绿荫中走过。 风水轮流转，二十年过去，今天哈佛的英文系，已经取代耶鲁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