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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内容摘要 入宋以后，随着城市发展和市民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官方医疗救助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救助体制，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宋政府面向城市的医疗救助主要有疾病救治、医药救助和疾疫防治三方面，其救助对象以穷民和贫民为主，在特定情况下也包括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等诸多社会群体。与前代相比，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具有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特点，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和局限，实际效果较为有限。 　　关 键 词 宋代 城市 官方医疗救助 民生 　　作 者 1陈国灿，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2陈雪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浙江金华 321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S007） 　　在中国古代社会救助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型期，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官方救助的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超越传统荒政的既有模式，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有关宋代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就官方面向城市的医疗救助问题作一番具体考察和分析。 　　宋代城市医疗救助体制及其演变 　　入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坊市制全面解体，各级城市普遍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由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而呈现出空前的兴盛。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到北宋中后期，不要说一般城市，就是号称“富冠天下”的都城开封，亦有大量贫困人口。宋哲宗元?v三年（1088年）正月，著作郎范祖禹指出，京师“孤穷者”云集，“每遇大冬盛寒”，“冻馁死损者众多”[1]。宋徽宗宣和二年（1119年）六月，开封府奉诏赈济城中乞丐，一次就救助2.2万余人。[2]宋室南渡后，市民贫困化问题更趋严重。淳熙十六年（1189年）六月，宋孝宗下诏赈恤“临安府城内外细民”，知府张匀报告：“在城九厢，城南、城北两厢，共抄札到二十六万八千余口。”[3]也就是说，当时临安城需要救济的贫困居民有近27万人。宋宁宗时，知汉阳军黄?o奏称：“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4]这意味着，当时汉阳军城及汉口镇的居民有2/3属于贫困之家。嘉定十七年（1224年），真德秀在潭州赈济，称“在城贫民抄札一万二千八余户”，“乡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余户”[5]。城内外贫民合计近2万户，占了在籍人口的大部分。荆湖南路的永州城规模不大，其居民多为贫困之家。“永之为州，市民为户不过三千，率多贫弱。”[6] 　　城市居民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的城市“斗讼繁多”[7]；有的城市群殴频发，“动致杀伤”[8]。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救助问题逐渐引起赵宋政府的重视。宋仁宗景?v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悲田养病坊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悲田院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宋朝又因之，以僧院名福田。”[9]这是宋朝在城市设置专门性医疗救助机构的开始。不过，福田院仅设于开封，且规模很小，起初“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后来虽有所增加，仍只是“日廪三百人”[10]。事实上，在宋廷探索建立城市救助体制的初期，其关注的重点是贫乏人员赖以生存的饥寒问题。嘉?v二年（1057年）八月，宋仁宗下诏在全国范围推行广惠仓制，“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11]。熙宁十年（1077年），宋神宗进一步下诏颁行“惠养乞丐法”，规定：“诸州以岁十月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三日一给。自十一月朔始，止明年三月晦。”[12] 　　然而，对于广大城市贫困人员来说，所面临的不仅仅是饥寒交迫，缺医少药同样使他们陷入无以自存的绝境。对此，宋政府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探索后才逐渐加以重视。元符元年（1098年），根据详定一司??令所的建议，宋哲宗下诏颁布“居养令”，规定“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疾病仍给医药”[13]。相较于宋神宗时期实施的乞丐法，元符居养令除了对贫乏者的救助由散给改为收养外，还特别强调了对疾病者的医药救助，这实际上是将原本局限于开封的福田院养治之法在全国范围加以推广。 　　宋徽宗即位后，对城市社会救助的重视程度远超以往各朝，相关政策和措施的推行力度堪称空前。他一方面不断重申和完善原有的救助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又创设和推广各类专门性救助机构，其中的安济坊就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疾病救助机构。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徽宗下诏“置安济坊，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14]。安济坊最初限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