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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抗战中二三事 　　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本的郭沫若处境很危险，必须赶紧秘密离开。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在朋友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秘密乘坐加拿大邮船“皇后号”，顺利抵达上海公和祥码头。 　　郁达夫接到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后，连忙从福州赶往上海迎接郭沫若，同时，来码头迎接的还有刘海粟、倪贻德、叶灵凤等人。刘海粟是得到钱瘦铁的通知后赶来的。另外，国民政府行政院处长何廉也得到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的通知，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迎接郭沫若。 　　郭沫若弄清情况后，借口要去看朋友，便直接往大西路孔德图书馆找沈尹默馆长。 　　当晚，郁达夫做东，在来喜饭店为郭沫若洗尘。 　　第二天，中共党组织安排夏衍接郭沫若移住沧州饭店。夏衍问：“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1日，党组织在高乃依路一处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办的寓所内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屋，郭沫若遂迁居此处。 　　第二天，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欢迎宴会，郭沫若挥泪朗诵了7月24日写作的步鲁迅 《惯于长夜过春时》 原韵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消息第二天见报后，这首诗流传开来。 　　8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