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摘要.doc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1] 赵明正 学号2012206028 摘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史，并分析了变迁的原因。从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村基本的土地制度；在政府承担起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之前，农民不能彻底断绝和土地的联系。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史； 一、基本前提：人地关系紧张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变迁中，人地关系紧张一直是重要的制约性前提。 根据梁方仲（梁方仲，1980）的统计，西汉人均土地面积为13.88亩，隋朝121.37亩，唐朝27.03亩，明朝7.94亩，清朝6.89亩。可见除了汉至隋前后四五百年的动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而造成的人均土地面积提高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基本上是下降的。人地关系紧张，是造成历代动乱的根本原因。历史上大的事变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往往是豪强大族占田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者政府大兴土木、连年战争导致徭役赋税过重引发流民四起、社会动乱；这时若遇到天灾外患，必致改革中兴或改朝换代。而其后的第一国策，也往往都是“均田免赋”。历代的兴衰，总伴随着“土地集中——革命（改革）——土地分散”的循环。 二、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两田制和两权分离[2] 欲理清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形成的原因，不得不说传统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的农村经济的局面。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占据GDP的绝对比重。统治者所面对的，是上万个相对贫穷的村落，是超过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他们要做的，是从这上万个村落、占人口总数八成以上农民那里提取农业剩余，来保证城市人口的生活、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要做到这并不容易。因为农业剩余少，农民作为纳税主体，数量多且过度分散；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交易成本之高，高到无法执行的程度。这决定了有着完整财税权力的国家政权一般只设到县一级。因此所谓“衙门”，最基层的便是“县衙”，如鄙乡南阳的“内乡县衙”。而乡村的治理，政治上便是以乡绅、家族长老等为首的“精英自制”，文化上则是推行以秩序、礼让、克己为主的儒家文化。这些特点催生了中国土地制度特有的局面：土地性质分为公田和私田，土地权属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使其处于稳态，公共品的提供是不可缺少的。传统中国的农村，如前所述，由于国家政权的缺失而处于精英自制的状态，因而其公共品的提供不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是由本乡本土自行解决。农村的公共品，是由“公田”提供的。公田顾名思义，其收入用于农村的宗教、教育、治安和赈灾以及修桥补路等方面公共品的开支，其所有权属于村社内部共同所有。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曾分析道：公田中祖宗方面（即“祭田”和“祀田”）占去了60%，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即“庙田”或“寺田”）占去了20%；公益方面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方面的用田，即“学田”，一是桥会、路会、粮食之类，即“社田”，各占去10%。这便是公田的用途。公田的比重，地区间各不相同。据相关学者的估算，民国时期全国平均公田数量占全部农田的比重为10%左右。其余则是与公田相对的私田。 私田属于个人，可以买卖。传统中国的农村人口按照土地拥有数量及参与劳动与否，可以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工具而不亲自耕种，雇佣他人耕种，依靠田租生活。富农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劳动工具，亲自耕种，但因土地数量较多也要雇佣他人耕种。中农是指那些自己拥有土地和劳动工具，其土地数量仅够自家耕种，不雇佣他人。富有余力的中农也会租佃前面两种人家的土地耕种。贫农是指没有或有极少土地的农民，他们仅依靠租佃前面两种人家的土地耕种过活。 地主阶级的形成，原因在于其祖上或经商致利或为官致利，由于传统中国一贯劳动力丰富，劳动力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而在中国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激励几乎为零。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只能向报酬率较高的土地转移。因而传统中国即使某些人手里聚集了财富，也只能去置办田产，而不能改进技术，发展经济。这也是“李约瑟之谜”的一个解释。 富农和中农，或由贫农发展而来，或由地主“退化”而来。贫农中的有些人，拥有所谓“企业家精神”，由于善于耕种，劳动效率较高，会积累一定财富；又由于农闲季节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也会改善生活，积累财富。久而久之，一些善于经营的贫农会积累财富，置办劳动工具（如耕牛），甚至置办土地，晋身中农富农之列。由于传统中国家庭财产制度是儿子平均继承财产，又由于“多子多福”的思想而子嗣繁多，因而一些地主家庭随着子孙繁衍而导致土地细碎程度加重，最终由地主而沦为中农贫农。但无论怎样，富农和中农阶层作为自主拥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且土地规模较为合理，是农业生产效率最高者。 贫农由于鲜有土地，靠租佃土地生活，有些甚至缺乏劳动工具，几乎没有财富，是“赤贫者”，劳动效率较低，生活困难。是农民中“不幸”的人群。 传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