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内外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进展.docVIP

本文由 HYPERLINK 友情提供国内外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进展1.1 国外城市规划理论研究进展西方的城市规划起源于解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种种环境恶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公共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影响着社会。同时，城市规划也在逐步为社会所改造，其中城市规划思想的几个重要转变是（方澜, 于涛方, 钱欣, 2004）：第一、由“艺术”到“科学”：城市规划从“物质形体设计”转变到崇尚系统分析方法(Systematic analysis)的理性决策过程(Rational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的科学性规划。二战后到60年代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规划被视为是建立在“物质主义”之上的“形体规划设计”。好的形体环境可以增进幸福，而形体环境则可以通过规划设计来加以改造和控制，只要加强设计和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形体环境。事实上，这种观点可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远。城市规划历来被视为是建筑师的份内之事，城市规划不过是基于城镇层面上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单体建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战后的城市规划大多是建筑师规划，城市规划的工作建筑师完全能够胜任。在传统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中，“美学观念”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和出发点，和建筑设计一样，城市规划被视为一门“艺术”。当时权威的城市规划教科书，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的《市镇设计》(Town Design)和吉伯勒(Lewis Keele)所著的《城乡规划原理和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等体现了城市规划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论”思想。20世纪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宣告源远流长的“物质形体设计”理念的城市规划主导地位的终结。1969年，麦柯劳林(Brain McLaughlin)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atical approach)的出版成为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Normative theory)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但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理性”针对的是城市规划过程。过程规划理论(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核心是提出了带有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色彩的决策过程的城市规划“理想型”(1deal-type)概念，要求规划师完全理性和价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决策人员。“系统”则是针对规划中处于对象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Substance)：把城市规划的主要对象——城镇、区域乃至整个地域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通过系统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强调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和目的性。城市规划系统方法的运用和理性决策过程与20世纪60年代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相比，有如下转变：1、以“城市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是从城市的物质形体环境或城市形态角度来审视城市，并从形体和美学角度去规划、设计城市。而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则将城市视为一个由多种流动的、相互关联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所组成的大系统，综合城市、区域、经济和社会要求，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各个要素的现状、发展变化与构成关系。2、，城镇被视为一个“活”的功能性实体，城市规划也必须由“终极状态”或“蓝图”式的规划变为“过程”性规划。3、城市规划思想的这些转变，反过来要求城市规划师所具备的技能和素质相应调整。规划师若要对城市这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加以控制或规划，那么他至少应该具备严谨的“科学”分析的技能。总之，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思想带来的转变可以归纳如下：“物质形体设计”的城市规划视城市规划为一门“艺术”，而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则视规划为一门“科学”。一方面，整体环境(区域、城市等)的系统分析涉及系统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另一方面，理性的决策过程也基本上可视为“科学”的分析过程，这些带来了规划过程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标理论的系统内核。此时，城市规划师也将自己的“设计师”定位转变到“科学系统分析者”的角色，他们相信规划掌握了决策与管理的新技术，能经过合理的程序对未来的决定做出理性的选择。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对传统的“物质形体设计”规划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这种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理论却并没有长期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1977年斯格特(A.J．Scott)和罗维斯(S．T．Roweis)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