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北京十大建筑”展开“后评价”.docVIP

中国现代建筑的研究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邹德侬出版了《中国现代建筑二十讲》，其中专述了“北京十大建筑”，该书有益于让社会理解建筑，让建筑审美惠及公众。 今年是新中国诞辰66周年，如同中国近代建筑是国际现代运动的一部分一样，我们省思“北京十大建筑”也要用历史的、系统的、发展的观念，不如此梳理、记忆、研究就难以全面、客观。 “北京十大建筑”不仅是荣誉记忆，更是标志性文化事件 “北京十大建筑”可以说是政治的产物。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师张镈先生（1911年～1999年）曾回忆：当时中国的“大跃进”之风已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赫鲁晓夫正大肆攻击中国，所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时强调要建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迎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959年10月完工，1988年已炸毁）共10座建筑全部完工。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尽管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不一定代表建筑师的创作意志，但其意义在于：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建筑中的集体创作注定了建筑作品的折衷性而不具先锋性；在当时即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是极其可贵的；在新技术上暗含国际潮流，进行了诸多以新结构为切入点的中国建筑新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是1980年1月1日~1987年12月31日间竣工的作品。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设计、建设奉行“适用、经济、美观”方针。当时入选“北京十大建筑”的作品涉及文化、交通、旅游、园林、艺术、历史等功能建筑，既有现代的，也有民族的，既有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也有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通过专家评议，最终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这些建筑留给建筑师的思考是：建筑创作如何保持多元化的格局；建筑创作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运用好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与城市形象和公众关系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如何更多地听取公众意见，避免永久性遗憾……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于2001年5月15日正式揭晓，这是又一次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的大检阅，充分反映了专家和公众的心声，体现了公众关心建筑及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 21世纪初，伴随着“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北京的建筑新地标不断涌现。虽然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但这批建筑确实是可以写入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建筑，而且是足以令国人为之自豪、令世界为之瞩目的世界级建筑作品。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国家游泳中心、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二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荣获“北京当代十大建筑”称号。 自此，四届“北京十大建筑”评选在强化北京城市建设影响力的同时，使北京成为一座“世界当代建筑博物馆”。 “北京十大建筑”是标尺，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与再评价 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获得“北京十大建筑”称号的项目无疑是北京的清晰地标。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但对建筑的保护有着特别的“地标特色”，其五个分类是：室内地标、风景地标、地标、地标基址、历史地标。对建筑地标的保护与传承，纽约走在美国城市的前列，如1965年率先出台《城市地标法》，其目的是对代表或反映城市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建筑的历史改建区、景观外貌和区域，实施保护、完善和永久保存。保护体现在改建区、景观外貌和区域等城市的历史遗产、美学遗产和文化遗产。1981年，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宣布帝国大厦为地标建筑；1986年，帝国大厦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定为历史地标，授予纪念牌匾；2007年，帝国大厦在美国建筑师学会评选的“美国人最喜欢的建筑”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见，地标是生活也是记忆。 人类学家艾戈·科皮托夫（Igor Kopytoff）认为，地标是潜在的“说书人”，承载着传说和故事。 “北京十大建筑”成为某种文化内涵的符号，其真实定格着城市文化，成为鲜活的当代京城文化载体。“北京十大建筑”不仅代表变革精神，更是不同时代中材料与功能化的产物。 北京南站，这个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以新颖外形吸引住公众眼球，且以少有的高速铁路客运站“代言人”面目出现的建筑，获得第四届“北京十大建筑”的第四名。 北京南站虽然具备获选“北京十大建筑”的硬件条件，如2000年～2008年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建筑规模在5万平方米以上，且充分体现绿色、科技、人文三大理念；已获北京市长城杯和国家级质量奖的项目优先入选等。但其地下疏散空间设计缺陷突出，几乎让乘客感受不到有新风及空调系统，毫无舒适感可言。4月中旬～10月上旬，地下空间空气污浊、局部小气候质量极差，6月～8月，此处闷热难忍。 2003年，北京“非典”带给建筑界最大的教训是如何创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