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杂志评说中国医疗60年 医生缺乏专业主义精神.docVIP

　 近日，医学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医生广泛缺乏professionalism(暂译为“专业主义精神”)，并认为这是中国医疗困局的重大经验教训。面对如此批评，作为一名中国医生，我深感不安。对我来说，professionalism的确是个新词。在西语中它包括以下内涵：specialized knowledge，competency，honesty and integrity，accountability，self-regulation，image;即：拥有专业知识，不寻求任何借口克服困难的能力，诚实和正直，勇于承担责任，在压力下自我调节且应对有道，穿着举止得体。回顾我的医学教育经历，的确没有一门专业课程系统讲授过这些内容，不禁让我额头冒汗。 　　 同时，文章还对中国的医疗现状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或许一个外国人不能体察中国医生的辛酸，但或许“旁观者”的思路又可以为“当局者”提供些不一样启示。如今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公众对医疗系统缺乏信任，绝不能简单指责某个群体(医生、病人、媒体……)“无良”，而放弃挖掘医改困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医改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即便是医生，也会退休，也会生病，也会面对病人当前面对的诸多困难。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谁都无法回避。 　　 【翻译该文不代表支持原作者观点。】 　　 原文标题：来自东方的教训——中国医改困局 　　 作者：David Blumenthal,M.D., M.P.P., and William Hsiao, Ph.D. 　　 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医疗体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缺乏参考价值。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背景太特殊了：超过13亿人口，幅员辽阔，地域差距大，处于权威政治体系治理下，这个国家还正在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快速的进展当中。 　　 但是，上述第一印象可能是错的。从1949年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医疗体系改革实验，这些实验在许多方面都有指导意义。从中国的经验中我们获得的最有趣的教训之一就是：它提醒我们“医学专业主义精神”(medical professionalism)有多么重要;在别的国家这种精神已经牢牢建立并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的变化迅速且复杂，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其历史是有必要的。自1949年以来中国医疗体系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84，政府模仿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建立了全国性的医疗体系。政府拥有并运营所有医疗机构，所有从业人员都是政府雇员。这个阶段根本不需要医疗保险，因为所有的医疗服务都几乎免费。这一阶段中国的医疗体系取得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社区卫生工作者”制度成功的在乡村一级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中国称之为“赤脚医生”制度)。1952~1982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至34‰，一些古老的传染病(如血吸虫病)被大规模消灭。 　　 从1984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紧跟着中国在经济领域激烈的自由市场化转向，中国的医疗体系也开始全面转向。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削减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控制，包括对医疗体系的控制。政府向医院提供的资金支持锐减，许多卫生从业人员(包括赤脚医生)丧失了财政补贴。政府仍然拥有医院的产权，但是对医疗机构的行为则干预甚少。在一个缺乏规则的市场体系下，这些名义上的公立医院开始像逐利企业般行事。许多卫生从业人员变成了“私营企业主”。受雇于公立医院的医生如果为医院实现盈利，就可获得可观的奖金回馈。 　　 当医疗行业内施行这种新经济规则时，医生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医生们没有“专业主义精神”的历史和传统作为内心的支撑，也没有独立的行业协会可以去作为外部依靠。1949年以后，中国由一个儒家文化背景的乡土社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价值观指导的社会，然后再变成一个“类市场化”的社会。有上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预测不到一个现代的、独立的医学专业的出现;共产主义价值观则认为：医生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忠诚于党是第一要务;而在“类市场化”的社会中，则各类思潮混杂。无论是想建立“医学专业主义精神”的规范和标准，还是想组织独立的民间行业协会，这三个阶段的主流价值观都没法给中国医生提供机会，更不用说任何外部支持了。(独立的民间行业协会组织存在，可以促进“专业主义精神”的建立、传播、和执行)。实际上，在汉语里，就找不到一个可以与西方语义中“professionalism”相对应的汉语词汇。 　　 在这一阶段中，政府只给一部分人提供医疗保险，私营的保险公司又根本不存在;致使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覆盖，这使得这次市场化医疗改革的实验造成的动荡更加剧烈。在1999年，城市人口中49%有医保(主要是政府公务员、国企员工)，9亿农村人口中仅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