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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职工持股信托方案评析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集团”或“公司”）于2004年1月在国内完成A股发行上市，这是国内首例运用信托方式实现职工持股并成功上市的公司。本文拟从分析TCL集团职工持股信托的实例入手，以澄清认识中存在的一些阻碍信托运用的错误观点。　　一、事件概况　　TCL集团之前身为TCL集团有限公司，系由广东省惠州市政府控股的拥有家电、信息、通讯、电工四大产业的特大型国有公司。自1997年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以来，经惠州市政府批准，公司建立了员工持股制度，先后以奖金折股、业绩奖励转股、管理层人员和技术骨干现金增资、市政府因员工出资而配发股份等形式实现职工持股，至2001年12月，参与持股的员工达到3520人，由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代表其持有占TCL集团注册资本23．14％的股权。其后，历经几次股权转让和受让，截至2002年2月9日，工会工作委员会仍为1300余名员工利益共持有TCL集团14．79％的股权。　　由于工会代员工持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存在较大的权属纠纷隐患，且依据工会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工会作为持股主体的法律地位有待重新认识，中国证监会也曾明确规定，对存在工会持股的公司，暂不受理其发行申请，为了妥善解决职工持股问题，公司拟对原有员工持股制度进行规范。规范的基本思路是：以《信托法》为依据，用信托制度将公司原有员工持股制度规范为员工受益制度。具体讲，由工会作为委托人，以其持有的14．79％的股权为信托财产，以原有员工持股制度的参与人为受益人，以委托人和受益人共同信赖的自然人杨利为受托人设立信托。原持股员工转化为信托受益人，其股权份额载为信托中的按份受益权。2002年2月8日，工会和杨利签署《民事信托合同》，并于其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过户至杨利名下。2002年5月16日，TCL集团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TCL集团整体上市的申请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后，遭遇到监管部门对其以信托方式实现职工受益制度的置疑。对于这些置疑，TCL集团两次修正和调整了原信托方案。首先是工会和受托人杨利签署了《民事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并制订了《员工受益权制度管理办法》，从而建立了信托财产管理中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对信托事务处理的监督机制。其次是调整了原信托方案，工会与原受托人杨利签署了《关于终止信托的协议》（下称《终止协议》），原信托终止，信托股权转由工会持有，并根据工会的决议转移给受益人。2003年10月14日，工会同意接受原信托受益人之委托，工会以信托方式受托持有该14．79％的股权。同日工会签署了新的《民事信托合同》，原信托受益人以签署确认函的方式同意作为委托人与工会建立新的信托法律关系，原信托受益人成为新信托受益人。同时，工会还与国信证券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签署了《信托财产委托资产管理合同》，根据新《民事信托合同》和《信托财产委托资产管理合同》之约定，工会作为受托人仅作为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和法定信息披露中的信托财产名义持有人，其他职责均委托国信证券行使；建立员工受益计划管理委员会对信托事务进行核查与监督，确保受托人及其代理人忠实履行信托合同的职责和义务；国信证券作为工会的代理人，根据员工受益计划管理委员会的同意，代为履行与第三方签署协议、行使公司的股东权利。　　二、评析　　让业界期盼良久的首例职工持股信托就这样尴尬登场。这个深深打着行政烙印的TCL集团职工持股信托方案，是各方人士意见调和的产物，在很多细节上它是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认为，方案中所折射出来的管理层对信托持股的态度及最终架构的消极信托的模式，是动摇我国信托法律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因此，本文从积极信托和消极信托、营业信托和非营业信托这两个细节入手，评析运用信托方式解决职工持股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消极信托违背信托法律制度的内在价值和基本功能，应在实践中予以禁止　　TCL集团职工持股信托方案调整的结果，是将信托持股变为一个纯粹的消极信托。所谓消极信托，是指受托人仅承受所有权名义而不负管理处分义务的信托。调整后的TCL集团职工持股信托方案中存在三重法律关系：其一为存在于受益员工和工会间的信托关系，其中员工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工会为受托人；其二为存在于工会和国信证券之间的资产委托管理关系，即属于民法的委托代理关系，工会作为受托人，又将其几乎全部管理职能委托给国信证券执行；其三为存在于员工受益计划管理委员会与国信证券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是委托人（受益人）的代理机构和受托人的代理机构之间的信托关系。事实上国信证券处理信托事务，包括行使全部股东权利（提案权、表决权及股东大会召集权等）及对外签署合同，均需根据员工受益计划管理委员会的指令或征得委员会的同意。这里国信证券所谓“受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