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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束缚下的人口流动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束缚下的人口流动 《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1]我国古代户籍制度身兼维护社会治安、征派赋役、维护宗法等级等多项功能，是专制王权治理百姓的有力武器。为了防止人口流动对社会造成猛烈的冲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通过制定缜密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 　　一、我国古代人口流动的主要缘由 　　作为人类寻求生存或发展的一种必备方式，人口流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国古代人口流动的原因纷繁复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为躲避繁赋重役、土地兼并、自然灾害、战乱等而产生的被迫流动 　　古代的赋役包括赋税和徭役。赋税指的是统治者征收的钱粮；徭役指的是国家强迫百姓为统治阶级无偿提供的军役和杂役，如建造皇宫、开河、筑城等。在名目繁杂、种类众多的徭役和土地的高度集中之下，使百姓只有选择逃亡。如明代中后期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无依无靠的农民在各种赋税和差役之下，只能流亡他乡。天灾人祸，是人口流动大规模爆发的导火索。中国古代灾害十分频繁，“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2]官吏横征暴敛又加剧了天灾，导致流民四起。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难民常常会引发大批迁徙的流民潮。三国争霸使国家元气大伤后，西晋短暂统一了中国，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3]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百姓落入一个更大的乱世深渊。紧随其后的“永嘉之乱”[3]，使中原残破不堪，陷入了三百年乱世。百姓苦不堪言，掀起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因加强边防、开发边疆而产生的被动迁徙 　　古代中国疆域辽阔，为了加强西北边防、管理边疆地区，统治者经常会组织移民戍边，引发人口大规模的流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动。秦击败匈奴后，迁徙数十万人到河套地区发展生产。秦始皇三十四年，“遣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5]。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汉族移民持续增长。数十万人迁到河西走廊定居，另有数十万人继续充实河套和阴山以南地区。这种人口流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巩固了边防，还缩小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协调发展。 　　因汉族先进文明的吸引而产生的自主流动 　　中原的生产力水平和思想文化程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由此吸引着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东汉末年，西北周边的少数民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内地流动。魏晋时期，“五胡”大批迁往内地。隋唐时期，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先后迁至河洛地区。“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附”[6]。“天授三年析洛阳、永昌置来庭县”[7]。少数民族的内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沟通，促进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因商品经济日益活跃而产生的自然流动 　　“百姓日簇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8]。“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9]。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兴起和缓慢发展，弃农经商的农村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加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曾针对经商的农民发榜：“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平在外，欲出榜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候回日理，今限给还。”[10]专门放榜召回，可见人数之众。这些经商的农民大都流向经济发达的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户籍制度语境下古代人口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流民 　　所谓流民，即“因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的种种原因，为了避难、求生而离乡背井、流向他方的人”[11]。流民问题，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古籍文献之中。据史料记载，元末大量流民聚集在鄂川陕豫交界，使荆襄山区成为当时最大的流民集结地，被称为“荆襄流民”。明成化元年，“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者，转死沟壑，贫穷者流徙他乡”[12]。成化七年，荆襄山区陆续汇集流民近百万人。明代中叶以后，农民在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苛捐杂税之下，难以维持生计，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流民浪潮，直接催生了流民叛乱，导致明代覆灭。 　　游民 　　“游民”，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用来特指脱离土地不务农的人。“游民”并不等同于“流民”。一旦灾荒结束，“流民”的首选是重返家乡。只有走投无路的“流民”才可能转化为“游民”。统治者对待二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朱元璋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13]严寄湘曾言：“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令绅查早保甲册时，于姓名下添注‘游民’两字。”[14]可见，明清统治者将游民仅界定为社会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对“游民”则以打压为主，对“流民”会尽量安置救助。 　　移民 　　在古代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主要有两